漢成帝即位伊始，於建始元年春二月下了一封詔書。在這封詔書裏麵，成帝要求各級官吏積極輔政，務行寬緩之德政，不要過於苛刻，同時大赦天下。在表達這些意思的時候，成帝直接引用了《尚書·高宗肜日》中武丁之臣祖己的言辭，“唯先假王正厥事”。漢成帝建始三年冬戊申朔，出現日食與地震。天變之後，帝王常常引納賢良之士，希望他們提出消災去變的方法。漢成帝仿效成例，要求帝國的高級官吏舉出自己的過失，舉薦賢良方正直諫之士。其中引用《尚書·益稷》之言，要求勇於直諫，不要陽奉陰違。“女無麵從，退有後言”。陽朔二年九月，成帝下詔要求丞相、禦史大夫與中兩千石、兩千石官吏舉薦合格的士人以充博士之位。其中兩引《論語》之言，其中“溫故知新”來自《論語·為政》，“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則來自《論語·衛靈公》。漢成帝在為自己建造陵墓上犯了一個大錯，最後經過外戚淳於長與在朝大臣極力勸諫，成帝終於放棄營建昌陵。漢成帝在深刻反省失誤之後，下了一道悔過改正的詔書，其中“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一語即來自《論語·衛靈公》。漢成帝在詔書中大量引用《論語》與《尚書》，上述引文不過略舉其類而已。通過這些準確而恰當的引用，可以見出漢成帝本人在這兩部經書上的造詣。這種造詣的取得與張禹、鄭寬中等人教育是分不開的。
二、教育
《大戴禮記·保傅》言：“自為赤子時，教固已行矣。……選天下端士，孝悌閑博，有道術者，以輔翼之。……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視右視，前後皆正人。夫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這裏論述了孩童時期教育的意義和效果。後來，宋代的張載有更為形象生動的說法：“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曆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可見孩童時期的教育和熏陶對一個人一生的品格傾向都有重要的影響。而且就學的師友非常重要，近朱則赤近墨則黑。所以生長於楚則楚言。元帝和成帝對儒術的喜好在很大程度上與他們的老師有很大的關係，正是這些經學深明的儒生給予的教導和熏陶，使得他們從小就接受了儒家的浸染。圍繞在漢元帝和漢成帝身邊的老師大都是儒術造詣極高的儒生，他們不但在專業領域代表當時的最高水平，而且他們擅長教育，善於對學生進行儒術的熏陶。我們知道無論是元帝的老師還是成帝的老師，基本上都是漢代儒術傳承的中堅力量，他們的許多的弟子後來又成為聲名顯赫的經學大師。有這樣一批善於培養學生，善於傳播儒家思想學說的儒生從小對漢元帝和漢成帝進行教育，其結果我們可以推想。還要指出的是，漢元帝和漢成帝的恩師和前代帝王的老師在構成不同。輔導漢元帝和漢成帝的人員基本上都是學有正統的儒生。即使其中的丙吉和黃霸本不出於儒生，但是他們後來要麼經曆了一個相當長時間的儒術研習過程，要麼長期積累達到很高的造詣。我們從漢元帝和漢成帝的老師中很難找到不諳儒術的人。所以漢元帝和漢成帝所受的教育非常純粹和專一，這與前代帝王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區別。漢文帝讓研習過伏生《尚書》學的晁錯教導漢景帝，晁錯在教導過程中自然會傳輸儒家的思想。然而，晁錯的思想非常複雜，不但有濃重刑名法術思想的印記，而且熟悉兵家、縱橫家之思想學術。在教導太子的過程中，晁錯不可能僅僅專注於儒術的傳播。而且，漢文帝的皇後竇氏，又常常要求景帝和少年時代的漢武帝讀《老子》，浸染黃老之術。所以漢景帝不可能接受純正的儒術教育。至於漢武帝，雖然他的老師中有王臧這樣的儒生，但是，對武帝進行教育的人也有像汲黯這樣的黃老學者，所以漢武帝也不可能專門接受儒術教育。作為漢武帝臨死之前才被策立的繼位人，昭帝沒有機會接受係統的宮廷教育。作為衛太子的後裔，漢宣帝從小就沒有好的條件接受文化教育，更談不上接受正統而專一的儒術教育。這種不專一、不純粹的教育究竟會達到一種什麼樣的結果呢？張載曾有一段十分生動的描述，其言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