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周副書記
1976年，永安公社新調來一個副書記周鴻德，很年輕，才23歲。此人的思維方式和工作作風與先前的公社幹部有明顯的不同。工作之餘嗜書如命，對知識的饑渴讓他四處尋書，說得稍誇張一點，可稱見書就讀，無書不讀。以書為緣，周鴻德結識了傅啟敏、杜雄才和傅正康。找書、借書、還書、交換書、談論書，繼而談文學、哲學、科學、曆史、社會百態……彼此都有點相見恨晚的感覺。這是繼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公社副書記與幾個“五類分子”的子弟交往如此密切，是一件很不正常、很出格、很難讓人認同的怪事！
公社書記得知後，好心地私下給周副書記打招呼：這些都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你和他們攪得這麼緊，對你的前途沒好處喲！周鴻德笑笑，機智地回答：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要交幾個右派朋友，有些還是大右派。毛澤東和梁漱溟等人有交往，全國無人不知，書記哪敢說毛主席的不是？但心裏說不定在為周鴻德擔心：這種事如果傳到上頭去了，隻怕你這副書記就要當不成囉！
正書記對周鴻德的關心是那個年代政治上真正的關心。如果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扭轉中國的走向，周鴻德的仕途肯定凶多吉少。“階級立場不穩”、“和異己分子沆瀣一氣”之類的帽子隨時都可能扣在他的頭上。
杜雄才等人在背後給周鴻德取了個綽號“青勾子書記”，這個“綽號”既含有對周鴻德“不拘一格”的欣賞，也有對他這“不拘一格”的擔憂。
快過年了，公社給每個幹部分了兩三條魚，周鴻德的母親樂於關照幫助比自己更貧弱的人，常說：“積德行善，老天有眼。”趁魚還鮮活，周鴻德在暮色中把一條魚送到傅啟敏家中。當時各種物資，尤其是食品極其匱缺，過年能吃上魚的家庭屈指可數。傅啟敏全家見周副書記親自送魚來，起初懷疑是不是書記走錯了門？後來除了千恩萬謝還是萬謝千恩。傅啟敏感慨萬分：要是1961年有這麼個書記，我就不得遭退學回家了，說不定還能參加亞洲新興力量運動會。
其實，周鴻德以平等的姿態對傅啟敏這幾個“黑五類”子弟，並非特例。早在他任公興公社副書記時，下到各大隊指導工作，對當時動不動就把“五類分子”及其子女弄上台搞批判鬥爭的做法，持不同的態度。比如五月要抓“搶收搶種”，他就不在開會時，先批鬥後布置工作任務。
永安公社有一位畢業於北師大美術係的傅啟元，反右時，說是內定為“右派”，後分配到貴州教書，又被弄去勞教，再後被遣返回鄉監督勞動。一次給小麥除草時，他誤傷了麥苗，遭批鬥時因不服而有“負隅頑抗”的言行。上報到公社後，公社書記大為震怒，準備要給予嚴懲。周鴻德先撫慰書記，並自告奮勇定會妥善處理。周鴻德趕到現場，先給傅啟元鬆開綁繩，然後對傅啟元進行了一番“勸導”式的批評，化解了傅啟元心中抵觸的怨氣，自願向群眾檢討過錯。
此事過後，周鴻德隻要見到傅啟元，不管是田間還是路上，都要主動招呼他，並擺一會兒龍門陣，請教一番書畫的技藝，兩人竟成了朋友。在周鴻德的心中，傅啟敏、傅啟元、杜雄才、傅正康，皆是有愛國之心、報國之才的優秀人才，至少要讓這一批人知道，他這一代共產黨人的眼光、氣魄和胸襟。不過，當時的周副書記或許未曾作如是想，因為，他無從預測中國將會發生一場大的政治變革。
傅啟元平反時，遍查檔案竟找不到“右派”、“壞分子”的任何記載。其實，這類政治性的錯案、冤案在中國各地不知發生了多少。對傅啟元來說，他除了長歎一聲“倒黴”之外，又能說什麼？傅啟元複職回貴州後入了黨，成了市政協委員，時與周鴻德有書信來往，直到前幾年過世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