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考科的推銷新法是“保證賠償法”，就是購買他公司收割機的人在頭兩年的使用過程中，如果不是人為的事故而導致機器出了故障和毛病，公司不僅會像其他廠家那樣免費維修，而且因機器損壞耽誤了收割進度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全部由梅考科的公司負責賠償。
他的這個決定剛一提出，就遭到公司內部高層人員的集體反對。他們認為，這樣會給公司帶來不堪設想的麻煩，因為一台收割機壞了，究竟是由於質量問題還是因為操作人員使用不當，廠家不在現場，是很難分清的。調查起來也是很費時費力的，不僅要花時間花金錢，也容易引起不必要的糾紛。更難辦的是，因為收割機壞了而耽誤收割的經濟賠償，那是難以把握的數字，風險太大了，怎麼可以輕易去嚐試！大家一致勸梅考科放棄此方法，另尋高招。
梅考科卻認為，要想挽救公司就必須敢於冒險，現在農機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本公司如果再不開拓出一條新路來，在市場上是很難有立足之地的，最終隻能是落個“破產”的下場。實行賠償製度是一種全新的銷售方法，是一種出奇製勝的新招數，雖然暫時可能會賠些錢，或許還會惹上一些麻煩，但這隻是暫時的，等打開了市場，贏得了信譽，這些損失就會加倍地補償回來。大家聽了梅考科的一番話，覺得很有道理，也就不再說什麼了，因為公司目前的處境也真的是沒有別的辦法可想。
梅考科這一新的營銷策略並非是建立在“賭一把”的出發點上，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結果，並附帶一係列的附加程序。在實行賠償方略的同時，他發動公司上下獻計獻策，不斷改進和提高產品質量，千方百計地防止自己的收割機出現質量事故，並對售出的收割機實行跟蹤服務，還時常對用戶進行問卷調查，傾聽用戶的意見。這樣，用戶逐漸地對梅考科公司的收割機有了信心，有了購買意向。經過使用後，發現他們的收割機果真是質量上乘。於是大家紛紛前來購買，國際農機公司的生意開始興隆起來，賠償法剛實行時造成的損失不久就賺了回來。沒有幾年功夫，這家公司日益發展壯大，最後成為真正的國際性的大公司，產品遠銷到許多國家，成為市場的名牌產品！
生活中的糊塗學
讓別人占便宜，自己也會占便宜，讓別人賺了錢，自己也就賺了錢。這正是糊塗學所說的“成人之美，方能惠己”。做生意講誠信，也就是講信譽，為了贏得或保護信譽，也許會一時有虧損，但必定會長久獲益。
莫把金錢看得太重
商人對錢的看法往往十分一致，但對於某些胸懷廣大的商人來說卻有所不同。這些商人盡管在商業經營中十分精明，但在對待金錢的問題上卻十分“糊塗”。這種“糊塗”表現在他們對金錢並不是看得過重，在自我的錢與社會的錢之間，他們更偏向於社會大於自我的原則。他們長期以來懷著這樣一種想法，錢來自社會，應該用於社會。因此，無論自己在生意場上是否順利，他都將對社會的責任放在重要的位置。
香港著名商人李嘉誠先生曾經說過：“一個發了財的人，不應該隻顧自己的揮霍，也不應該當守財奴，更沒有必要把財產遺留給子孫！而應該為社會多做一些公益事業。把多餘的錢分給那些殘疾及貧困的人。特別是要用在教育和醫療方麵……”
1992年8月16日，李嘉誠先生與中國殘聯主席鄧樸方會晤。他對鄧樸方說：“我和兩個孩子經過考慮，再捐一億港元，也作為一個種子，通過各方麵的共同努力，5年內把內地490多萬白內障患者全部治好。我掙錢，你為殘疾人辦事。”我國華東地區大雨成災時，李嘉誠以長江實業集團四大公司的名義捐款5000萬港元賑濟華東災區。他說：“過去，對公益事業，我一般以私人名義去做。這次，以公司的名義，則別有深一層的意義。作為以中國股東為主的香港公司，應該用最快的時間對祖國的緊急呼籲做出反應。中國人要比外國人更快、更自覺地做這件事情！我希望借這一快速反應，能起到一點引導作用。”
他還謙虛地表示：“我們捐助出的錢，和國家所需要的數目相差還很大，但希望小小的貢獻能起一點好作用。”
李嘉誠先生富可敵國，但他對“個人生活一無所求”，衣食簡樸，每雙皮鞋“總是穿到換底”。他說：“我的錢來自社會，也應該用於社會。”“我是從艱苦困難的日子中走來的，自然深知貧窮的滋味；因此我非常願意也非常希望幫助那些貧窮之人解除困境。”“能為國家、為鄉裏盡點心力，我是引以為榮的。”所以他為祖國投資了幾百億元具有決定意義的建設項目，並慷慨地為社會及家鄉等公益事業捐資了70億元之巨。
李嘉誠控有香港最大的綜合性財團，多年榮膺香港首富乃至世界華人首富。他同時又是個道德至上者。他說的每句話，莫不符合道德規範。他既是這般說，亦是這般去做。李嘉誠通過賺更多的錢回報社會的方式譜寫了不凡的業績。
生活中的糊塗學
追求盈利是商人的動力，但為了賺取更長久的利益，商人們必須克製貪欲，如果說求利之心人皆有之，那麼生意人的過度貪婪就是不切實際的。因此，商人們不妨本著吃虧是福的糊塗精神，放棄貪欲，反而可以獲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