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浩：你讀過帕慕克的《伊斯坦布爾：
一座城市的記憶》嗎？帕慕克說伊斯坦布爾美景之美在其憂傷。你說回到北京發覺麵目皆非，傷感於自己成長經驗的北京不複存在。你說完全陌生的是指什麼呢？
北島：
讀過《伊斯坦布爾》，也去過。伊斯坦布爾是一座橫跨歐亞的美麗的古城。我認為帕慕克所說的憂傷與古老文明的興衰有關，包括拜占庭和奧斯曼帝國的興衰。北京和伊斯坦布爾有相似之處，首先也是一座美麗的古城，再就是與一個古老文明的興衰息息相關。但相比之下，伊斯坦布爾保存得相當完好，而老北京卻幾乎蕩然無存，這不是什麼憂傷，而是絕望。我認為，近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被“進步”、被所謂的現代化基本上給搞瘋了。這首先跟自鴉片戰爭以來列強入侵所造成的民族屈辱有關，也和革命所帶來的盲目性及粗鄙化有關。北京在這半個世紀以來，特別是近十幾年的變化，可以說是毀滅性的。而一座古城毀了就是毀了，是不可能重建的。現在的北京和別的亞洲大城市還有什麼區別，不過是現代化博物館中的一個新標本而已。聽說還有人打算把北京改造成所謂世界上第一流大都市，腦袋肯定出了毛病。他們的標準是什麼？大概是迪拜吧。你知道，迪拜在沙漠中建室內滑雪場，養一棵樹每年的成本是兩千美元，比養個人還貴。
林思浩：
在《城門開》中你不止一次寫到少年時常出門遠足，用腳丈量北京。你的北京地圖一直都存在嗎？你的北京地理地圖是怎麼樣的？這地圖和你的生命疆域又是怎麼樣的互相推進關係？
北島：
小時候沒錢，主要靠雙腳走天下，走十裏、二十裏是常事。一個行走的城市和騎車、乘車甚至開車的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充滿了可感的細節。在故鄉，人是有方向感的，不會迷路。再說北京是個方方正正的城市，也不容易迷路。可我前些年回去，在自己的故鄉完全迷失了，連家門都找不著。說到我的北京地圖，是完全屬於我個人的，帶有某種私密性質。在這張地圖中，首先是我家，然後是我的小學、初中和高中，我父母所在的單位，還有我和同伴行走的路線。這是我生命旅途的開始。我曾在《旅行記》中寫道：“一個人行走的範圍就是他的世界。”八歲那年我跟母親去上海看外公，那是我頭一次離開北京。這次旅行對我來說很重要，距離感讓我對故鄉有了新的認識，而我的北京地圖也發生了變化，可大可小，小到隻不過是一張更大地圖上的圓圈而已。從那一刻起，我時常夢想著離開北京，走得越遠越好。這願望實現了，以致到了回不去或根本不想回的地步。
林思浩：
回憶尤其是文學家的記憶，常被理所當然地讀成作家的自傳。你好像並不認為《城門開》是文學自傳。當然你寫的空間、瞬間、人物都不像傳記文學般有順序，有較為完整的生活流動過程。但能不能說，你寫的都是記憶的真實？
北島：
按體例講，這是一本關於童年和青少年的回憶錄，但又不完全是。比如它沒有一般回憶錄中的編年史性質。其實這本書有兩個主角，一個是我，一個是北京，或者說，這兩個主角中，我是顯性的，北京是隱性的，關於我的部分，有明顯的自傳性，關於北京，則帶有外傳或傳說色彩。至於記憶的真實性，這不應在文學的討論範圍內。
林思浩：就篇幅而言，《北京四中》、《父親》兩文比其他的篇章大得多？有特殊的原因嗎？
北島：
你說得對，這兩篇在書中的分量最重。北京四中是我人生的轉折點——既是我童年青少年時代的結束，也是我走向生活的開始。我在那裏經曆了“文革”，也因“文革”中斷了學業，我從那裏獲得正規教育以外的讀書經驗，並開始寫詩。要說還是《父親》難度最大，我一直設法回避，拖到最後才不得不完成。在中國文化背景中，父子關係是整個社會權力結構的支撐點之一，要想梳理這種複雜性實在不易。再有從兒子的角度，如何寫出一個真實的父親，這更具有挑戰性。我為寫《父親》，不僅付出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更多的是感情的消耗。完稿後精疲力盡，如釋重負。我甚至認為，我和父親在這篇文章中最終達成了和解。
（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