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慧我在世界上遊曆多年，在德國生活了二十三年，認識了無數有意思的人物，他們當中許多特別的、傳奇性的人物成了我的朋友。
比如被稱為世界兩大女高音歌唱家之一的麗莎（LisaDela Cala），她在事業最高峰時為了殘疾的女兒毅然告別舞台，現在她與丈夫陪伴女兒住在與世隔絕的古堡裏，隻是偶爾在陽台上向慕名而來的各國遊客粉絲招手示意。沒有一個陌生人可以進入她的古堡，更不用說媒體采訪拍攝了，但是她卻破例地給我講她的人生故事，甚至允許我拍照片和錄像，這一次的破例，讓這些影像成為了非常珍貴的曆史資料。
還有大藝術家漢斯（HansJoergVoth），他大部分時間孤獨一人生活在南非的沙漠中。他不用發電機，寧願用汽燈、蠟燭，他怕發電機的聲音會破壞他所尋求的絕對寂靜，影響他的思維。他早已功成名就，隨便畫一張草圖都可以在藝術市場上賣很多錢，他可以在大城市裏住，擁有很多助手，但他寧願一個人生活，甚至不要太太陪伴。在那裏，他一切自己動手，過著幾個世紀以前的“簡單生活”，為他的精神世界辟出最大的空間而遠離塵世的一切浮華與喧鬧。
還有著名女作家、女權主義者安娜（AnneRose Katz），六十歲時，在比她更著名的演員丈夫去世後，不顧全社會的嘩然，與一個小她一半年齡的青年電影導演熱戀後結婚，寫下了獲得德國當年文學獎的愛情詩集。她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講的話我至今還記憶猶新：
她說她一輩子沒寫過詩，更不要說是愛情詩了，但愛情使她獲得新生。她不需要錢，所以把獎金捐給社會，但她需要社會認可她的愛情。在無數電視訪談節目中，她勇敢地向保守的德國社會宣稱，為什麼老男人娶年輕女子社會認可而反過來卻不行？為什麼愛情一定要建立在肉體而不在精神基礎之上？她為女人爭取同等權利而身體力行。
曾經有出版家朋友建議我把我這些朋友的故事寫成一本書，那會很有意思。
可是，在所有這些朋友中，我最想寫的、有最多故事可寫的、最不同尋常的一對夫婦就是克裏斯蒂安·吾德和愛迪特·馮·威爾瑟·吾德，他們的故事怎麼看都更像是個傳奇，可以寫成小說，拍成電影，但虛構小說和電影中許多細節恐怕不及真實的故事那麼精彩，這就是生活，他們的生活。
在這對夫婦相遇之前，他們的生活經曆迥然不同。
她是海軍軍官的女兒，總是居無定所，到處搬家，幼時經曆過戰爭的紛亂，也嚐過偏遠地區的閉塞之苦。她在嚴厲粗暴、毫無溫暖、親情的家庭裏長大。而他出生時戰爭已經結束。他的父母是編輯和翻譯家，住在慕尼黑市中心藝術家聚集的施瓦賓區，父親為迎接他的出生寫了一首熱情洋溢的詩，他在充滿藝術與自由寬鬆的環境裏展開夢想的翅膀。
她作為女兒，在半個世紀以前，勇敢地慫恿母親離開父親，提出“你為什麼不離婚”，而且終於與母親離開那個專製的冷冰冰的家。而他深受父親的影響，九歲時就編輯出版了他一生中的“第一份報紙”，他認為他編報紙就像農民的孩子種莊稼那樣自然而然。
還在上中學時她就懷孕了。那時的她不得不把自己的雙胞胎孩子藏起來，而且躲到鄉間去，否則孩子的父親將被禁止參加高考。而他九歲時就立誌當市長，在學生時代就成為活躍的青年政治活動家。
他們初次相遇在1968年，見麵的地方很特別：
慕尼黑市政府的大會議廳，他作為記者要采訪那個著名女議員。而她當時根本沒把這個毛頭小夥看在眼裏，他倆壓根沒想到，這個會議廳將成為他們以後幾十年裏政治活動的一個主要場所。五年後，在施瓦賓區狂歡節的夜晚，他們再次相遇。這一次愛情迸發了火花。他堅信，他愛上了她，這是他命中注定的女人。而她也在稍稍踟躕之後愛上了他。
但是，那時的她已經結過兩次婚，有了六個孩子（其中有兩對雙胞胎），比他大整整八歲。而他隻是個二十五歲的法學係學生，和同學住在集體宿舍裏。
他們的決定是戲劇性的：在共度了一段美好的法國旅行後，兩人在分別時抱頭大哭，因為他們不知如何麵對她第二任丈夫，他是個好人。
當他鼓足勇氣與她丈夫談話時，沒想到迎來的不是“決鬥”，而是徐誌摩式的奇跡，她的丈夫成全了他倆的愛情，隻是希望她繼續照顧孩子。
因此，近十年裏她都過著一種雙重生活，白天操持家務，照顧孩子，晚上到男友那裏去。一早她又要趕回家為孩子穿衣洗漱做早飯送他們上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