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伍迪的新片最吸引我的地方還是《罪與罰》。犯了罪殺了人，是否應該受到懲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伍迪·艾倫自有不同的說法，且容我略作一番比較。
伍迪在另一部作品《Crimesand Misdemeanors》（犯罪與過失，1989）中已經開始探討罪與罰的問題，故事的一條主線也是一個醫生謀殺情婦，但事後沒有受到法律製裁。《迷失決勝分》如法炮製，但片中並無插科打諢的場麵，而且劇情環環相扣，十分嚴肅。
“迷”片中的男主角是個網球教練，卻在網球場上認識一個英國富家子弟，從此攀上榮華富貴，與富家子之妹結婚，卻又對他朋友的未婚妻發生欲情，這個出身低賤的美國情婦和他打得火熱後懷了孕，步步緊逼，要暴露真相，逼他離婚，於是他想出一個謀殺情婦的辦法，靈感即得自陀翁的小說。他帶了獵槍，借故走進情婦所住的那幢公寓的老女房東屋裏，先把她殺了——這一段完全抄自《罪與罰》，隻是所用的凶器不同而已——然而再把剛進門的情婦也一槍打死，造成一個謀財害命的假象，伍迪的手法聰明之處在於把原作中的“偶然”變成預謀的一部分，如此才可以嫁禍於人而脫身。
在陀翁小說中的那個當鋪婆的弱智妹妹完全是無謂的犧牲品，而在伍迪影片中反賓為主，“偶然”成了必然，但仍然保持了小說中另一個偶然的因素：
陀翁在小說緊要關頭，當調查步步進逼接近真相時，卻安排了另一個狂人假認罪，真正的凶手反而得到解脫的場麵。
然後在伍迪的影片中，這個陀翁小說的偶然因素卻成了《決勝分》的主題：一個人命運中的幸與不幸，是否就在於這個“Match Point”（賽點）？像打網球一樣。在影片中，殺人的男主角從出租婆手中拿下來的戒指（小說中是頸上的錢包）成了最關鍵的證物，他最後的一擲，沒有把戒指丟到河裏，卻落在河畔被另一個吸毒者撿去了，此人剛好又因謀財害命而被殺，這一個偶合扭轉了主角一生的命運，令他可以逍遙於法網之外。
伍迪在片子開頭以旁白方式大談所謂“幸運”的哲學問題，我卻在陀翁小說中遍尋不獲，即使有，也不會把這種偶合式的幸與不幸，作為人生意義的真諦。如果你看過《罪與罰》，你就知道這第一部結尾的謀殺高潮隻是全書情節的開始，後麵還有五百多頁描述拉斯科尼科夫的種種遭遇和良心上的譴責。心靈上的犯罪，才是陀翁小說的內在意涵，人世間的律法隻不過是“理性”製度的表征，終極的贖罪不在坐監，而在於個人良心和上帝的溝通，但這個過程更艱苦，因為陀翁信仰的俄國正教的教義更注重修煉，俗世隻不過是一個“磨練場”，而人生的意義就在於求得救贖。
然而陀翁小說偉大之處，不在於說教，而在於他對世俗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心理分析和理性批判，而且刻畫得入木三分，精細入微，各個角色幾乎可以獨立存在，甚至不聽原作者的宗教意旨。在這一方麵表現得最淋漓盡致的，是他最偉大的一本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罪與罰》隻不過是一個“前奏曲”而已。在小說的後半部，拉斯科尼科夫在受盡良心折磨之後終於向警方自首，被貶配到西伯利亞受八年苦刑，這算是一個最輕的懲罰，他最後也從一個自願隨他到西伯利亞的妓女的愛情中得救。記得我初看此書到這個尾聲時，早已感動得流下淚來。
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種救贖方法和哲學思考模式，除了學者和宗教家之外，還有誰敢去領教？美國電影界恐怕也隻剩下伍迪·艾倫了。《迷失決勝分》的結尾頗為隱晦，表麵上男主角得了“勝分”，但此後他是否可以無憂無慮地活下去？我看絕不盡然，因為影片中最後的一個鏡頭，已經呈現出一種無奈，其實指涉的就是一種道德困境——男主角今後的一生，將被困在一個表麵上看似幸福的婚姻然而卻萬劫不複，永遠得不到救贖。在這個資本主義的世俗社會，結局也隻好如此。
（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