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舍於先生是這樣的一個人，高高的個子，戴著一副眼鏡，看似隨意的衣著其實是精心選擇的，也很正常，高幹出身的家庭，本人又是社科院的研究員，舉止之間總會帶有些精英的特色。
還在20世紀80年代，於先生就是京城著名的人物了。精英自然有精英的見識。於先生又是學哲學的，雖然還沒有出過國門，但西方的那些文學和哲學大師們已經成了他熟悉的朋友，因此他有了使命感。他不僅為自己也為中國人尋求著未來之路，而這路，就覺得是在西方。
於先生在北京有一套不大不小的公寓，正好夠他用來做一個沙龍。正如他隻讀經典著作一樣，他也隻和他認為優秀的人交往。那真是意氣風發的沙龍啊，人們喝著酒，談著文化，聽著歌劇，彈著鋼琴，於先生妙語連珠，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樣子。有時候沙龍裏也來些外國人，大都是些記者，或某國的文化官員，他們吸著飄著煤灰粉塵的北京的空氣，那些藍眼睛、高鼻梁讓沙龍有了國際化的意味，於先生的聲譽越發地響亮了，跨越國境地響著，他幾乎算得上是個代表著中國未來的人。
有一天於先生被某官員找了去，官員很和氣地問，那些外國人都在你那裏做什麼？他們都關心什麼樣的問題。於先生傲然地說，我們聽柴可夫斯基，談論什麼是G大調。不過官員也不能說柴可夫斯基和G大調有什麼不對，何況馬克思也說過全世界的無產者要團結起來，幾個外國人說不定也是無產者的一部分呢。
然而，於先生終於還是決定走了，他要去的地方是巴黎。臨行前朋友們在一起喝酒，於先生帶著一種和自己的過去告別的激動。於先生對自己靈魂的高貴性能在巴黎找到歸屬絲毫也不懷疑。他在遙遠的北京想起巴黎時就像想起自己的一個朋友，這麼多年來，通過翻譯後的文字他已經讀了那麼多關於法國的書，從薩特的哲學到雨果的小說，他還看了那麼多關於法國的電影、戲劇，他對普契尼的歌劇《卡門》幾乎爛熟於心，從理論和抽象的意義上來說，他想他已經掌握了法國：
一個真正的革命的發源地，一個民主而文明的國家。
這樣的離開，幾乎帶有曆史性的意義，於先生的女朋友甚至專門去了次美容院。那個時代粗陋的美容技術也沒有嚇著她，她帶著令人恐怖的濃重的眼線去了巴黎。他們幾乎想呼喊一聲：
巴黎，我們來了!
最開始時於先生寫信給國內的朋友，說巴黎的空氣多麼自由，文化多麼燦爛，繪畫多麼傑出。於先生將巴黎大小的博物館都看遍了，他像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一樣和他能接觸到的各種派別的人見麵，討論一些中國未來的事情。但是不久之後，於先生的理想就不得不麵對生存的現實。他發現在巴黎這個大都市，僅靠熱情是活不下去的。
於先生給朋友的信越來越少了，他和所有漂洋過海的中國人一樣不得不為生計操勞。於先生在郊區的商業中心開了一家服裝店，賣一些從中國進口過來的絲綢服裝。在時裝之都的巴黎，於先生的中國服裝看上去老派而土氣，隻是因為便宜的價格，時裝店仍然可以吸引一些住在郊區的中下層顧客。很多時候，於先生就待在他的店裏，捧著一本厚厚的哲學書，他仍然在讀福柯和海德格爾，有客人進店的時候他放下書沉默地等待著一筆生意。店裏的客人，以移民到法國的非洲人、阿爾及利亞人為主，這些人和於先生一樣都是這個國家的非主流人群，於先生難過地發現，即使是這些人，都說著一口比他流利許多的法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