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八飛2010年8月16日星期一，七夕，中國情人節。
一位中國教授坐在柏林波茨坦廣場一家電影院看電影。本想看史泰龍的《敢死隊》，沒上映，勉強選了《盜夢空間》。因為不想白跑，雖然我住的學生宿舍離電影院走路也就七分鍾。
不喜歡萊昂納多·迪卡普裏奧。《泰坦尼克號》之後他拍的都是爛片。《泰坦尼克號》的他至少還不難看，現在進入壯年，越長越像被門擠過臉的。
一百五十分鍾後，我走出影院，時間昏迷，不知今夕何年。
三個一百五十分鍾後，我躺在柏林溫故齋的窄床上，空間昏迷，不知身在何處。
柏林是我的第三故鄉。1990年，我利用暑假在柏林輕軌二號線南端Buckwer Chaussee的印刷廠打工。十三年後，我在這座城市完成了我的博士後。十四年後，我帶老婆兒子回訪印刷廠，意欲痛說革命家史，卻早已物是人非，大門都進不去，隻能在外麵唏噓徘徊。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出國。在進入四川外語學院學德語整整十二年之後。
那時，波茨坦廣場還是東、西柏林之間的無人地帶，柏林牆從正中穿過，機槍林立，地雷密布。
那時，東柏林和西柏林還分屬兩個國家。
我拿DAAD獎學金，衣食無憂。但當時覺得這輩子隻能出這一次國，所以每逢放假就拚命打工，希望把回國後一輩子用的錢都掙出來。為省錢住得離工廠很遠，每天睡到十一點，起床吃飯，做三明治，下午一點多出門，兩點半到，三點上工，幹到晚上十一點，回到住處十二點，吃完飯一點，睡覺。周而複始。為省錢，工休時吃自製吐司夾肉腸的超簡易三明治。就是用生命換金錢。惟一的幸福就是月底看見賬上增加了一大坨馬克。自費生認為公費生不知夜的黑。他們搞錯了。
柏林告訴我，僅有金錢的生命，確實不幸福。
幸福，是想花錢時有錢花。
那時在柏林也沒幾個德國朋友。拜訪中國留學生，一開門大家都麵臨一個大問題：
呆會兒吃飯誰請客？而且你是夜班他是白班，去了影響人家睡覺。於是剩下到西柏林最繁華的選帝侯大街（Kùdamm）逛商店。
問題是，我從來不喜歡逛商店。更大的問題是，商店裏沒什麼東西是自己舍得花錢買的。
有夢最美。電影，即造夢。因此，我在柏林的解脫，是看電影。
也不能天天看，既沒時間，也太貴。每周六去看一場，五個馬克，當時值二十元人民幣，再吃個土耳其肉夾饃，兩點五個馬克。
總花銷約三十元。似乎不貴。但區區在下當時在國內工資每月六十大洋。
印象最深刻的是施瓦辛格的《終極回憶》（TotalRecall，也譯《宇宙威龍》），也是說夢中夢的。跟《盜夢空間》沒法兒比。可那時哪見過好萊塢特技呀？我全身細胞被震撼，全場總共出過一口氣，走出電影院攥了兩巴掌的水，晚上夢見自己掉到陌生星球上，因為缺氧眼睛憋得鼓出來一尺多高，當場嚇醒在地鋪上。
當年，施瓦辛格還是動作矯健的動作明星，他的電影部部賣錢。
今年，施瓦辛格是個動作遲緩的州長，他的加利福尼亞州據說已經破產。
當年，我覺得這次出國是本輩子最後一次，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放開胃口美餐一頓。
今年，我是博士、教授、學術大使、客座研究員，幾乎每個假期都在國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減肥。
當年，我二十八歲，沒有老婆，順理成章，也沒有兒子。
今年，我四十八歲，有了兒子，順章成理，當然先有了老婆。
二十年，彈指一揮間。時過，境必遷。
人生其實並不如夢。人生即夢。
後來我專門去塔街（Turmstrasse）找過當年打工所住的土耳其大院，愣沒找著。
當年，我以為自己永遠不會忘記這個肮髒嘈雜的大院。
今年，我連自己到底住在幾樓都記不真切了。
那麼，我真在塔街住過嗎？
這個問題導致第二個問題：我真在柏林打過工嗎？
這兩個問題很嚴重，因為它們引出第三個問題：
我真的來過這個人生嗎？
我找不到答案。
因為，我沒有隨身陀螺。
萊昂納多·迪卡普裏奧拍《盜夢空間》前2500年，有天莊子夢見自己化為蝴蝶，禦風而行，輕盈飄逸，一不小心夢醒，發現自己還是窮困潦倒餓得發昏的莊子。
那麼，是莊子夢到自己化為蝴蝶呢，還是蝴蝶夢見自己化為莊子？
這還用問？當然是莊子夢見蝴蝶。
我當然去過德國，我當然在柏林打過工，我當然住過塔街。
我爹媽是中央電視台超級鐵粉，無論放什麼烏貓皂狗連續劇，一定從頭看到尾，兼熱烈討論評價，我總覺得中央電視台應當給他們發個忠心耿耿獎什麼的。然而，無論我如何聲情並茂地向我爹媽推薦好萊塢大片兒，哪怕是中央電視台電影頻道播的，均堅決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