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濤我時常想，比如非洲的剛果，南美的巴拉圭，或是南太平洋群島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在他們的曆史上，是否也有過孔子這樣的先知？是否也曾執迷於“振興中華”這類的民族集體夢想？而在實現這一夢想的過程中，一旦陷入瓶頸或遭遇挫折，會不會也有學者跳出來論證，就因為那位先知幾千年前確立的政治倫理與製度框架太落後，因此，流毒至今，讓他們沒能過上好日子？
從這樣的視角解讀孔子，或可發現，無論是打倒孔家店及批林批孔，或是與之反動的曆次國學熱潮，背後似乎都潛藏有一種怯懦與推諉的群體心理，透露出巨大的思想惰性與驚人的責任缺失。
將所有的惡習與罪愆，都賴到孔子頭上，我們就為自己當下的不作為找到了逃避的借口，從此高枕無憂心安理得。正如一個無所事事的混小子，在街上看到富二代鮮衣怒馬，招搖過市，於是心下憤憤難平，回到家來高聲責罵父親：
你怎麼活得這麼窩囊！
同樣，沉迷於國學熱，可能又類似於聽信了街頭的傳言，日夜守在自家灶下掘土挖寶，指望一夜暴富，從此過上不勞而獲的生活。這樣一場又一場的言語狂歡，隻會呈現出無果花處於盛開期的短暫絢爛。熱鬧與喧囂過後，捧不到果實，隻殘留迷夢；沒有實質進步，隻有虛幻的自我安慰。
國學熱的出現，原因複雜。其中之一可能是，經濟高速成長帶動信心爆棚，催生了大國角色認同的需要。也有論者刻薄地指出：
看看暴發戶們是怎樣熱衷修族譜的，你就理解了，國學，就是族譜的放大版。但我的感覺則是，整體社會埋頭發展了三十多年，大家不約而同都想抬起頭喘口氣，回頭看看來路，結果目光一下放遠了，落到了孔子和國學身上。
那麼，國學熱，到底熱什麼？是不是黃帝內經跑出來指導我們的健康，也算國學熱？有人樂於把目前的國學熱比做西方的文藝複興，有一種弄假成真式的衝動。可是，要知道，當年歐洲的文藝複興，並不是要恢複光大古老的希臘文明，而是借殼上市，推銷當世的創造。無論達·芬奇，抑或米開朗琪羅，都是舊瓶裝新酒，所謂複興，隻不過是一張通行證。那麼，今天倡導國學，我們的新酒在哪裏？它有什麼樣的芬芳？
不知道當下的我們，為這個世界做出過什麼實質性的貢獻。電腦、電視、自行車、洗衣機、冰箱、汽車、火車、飛機，這些須臾不得離開的日常物件，沒有哪一樣是我們的發明或創造。今天我們也承認了，在這些物質成果的背後，潛藏著巨大的精神能量。因此，我們需要的是紮紮實實地當好學生。這時候，最可怕的，可能就是這樣一種按捺不住的狂想：
風水輪流轉，明年到我家，不用管我們做過什麼或沒做過什麼，反正就該我們在文化上主宰世界了。似乎祭出孔子，塗上國學的八卦油彩，我們就可以周遊列國、環行世界當先生去了。
若幹年前，韓國曾引起過我們的深度關注，他們既在文化層麵上保持著對孔子與儒學的端正崇敬，同時又順利完成了國家的全麵現代化，這的確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可是，事實上，眾多學者和批評家，在觀察與思考的方向上，卻放棄了大路，選擇了胡同。他們不去探究韓國人實現現代化的技術細節，更無視他們為此付出的辛勞和痛苦，而隻強調儒的一麵，總有一種企圖，要把儒論證成為現代化的動力之一。其目的，似乎隻在於給自己找到自信，一種狹隘而盲目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