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孔子的價值與國學熱(2 / 2)

今天,到孔子的學說中尋找實質性的精神資源,注定是徒勞無功的,而且毫無必要,毫無意義。與當年的韓國一樣,我們麵臨的問題,就是開放社會最一般的問題。沒有什麼秘密,也無需高深的理論探討,更不必到遠古去尋找任何原典支撐,事實上,想找也找不到。

在一個封閉社會裏,小到隨地吐痰、纏足、納妾、溺嬰,大到皇權專製、愚民殘民,隻要關起門來,我們自己喜歡,那就可以自成一統,打造出自己最適的生活方式。但現在,開放社會讓我們認識到了自由與共和等價值的可貴。這種可貴,並不是要滿足我們的正義衝動或理念美感。它非常實用,足以給我們帶來現實功利。

這樣的認識,在知識階層或已成為常識,正在向更廣大的層麵擴展。因此,我們又何需到孔子學說中去尋找對應物?又何需把孔子的學說改頭換麵,就像一定把蹴鞠說成是現代足球的鼻祖一樣?

在建設開放社會的進程中,我們也不必過於擔心民族特質會消失殆盡,正如韓國人一些源自中原大陸的傳統並未在一夜之間完全西化一樣。注重祖先崇拜,講究長幼尊卑,堅守家庭價值,追求人際和諧,這些異於西方社會的傳統,都是靠民間力量得以延續的。而民間社會的力量,有著非常頑固的保守性。事實證明,這種保守性,比警察、監獄和網絡封鎖更利於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因此,我在《我的朋友孔丘》書中,就是試圖打造一個健康常態的孔子形象,謝絕無厘頭惡搞,也不是要重新向他頂禮膜拜,而更像是一種致敬和告別。還原一個孔子,走近他,充分了解他,然後了無牽掛地遠離他。說到底,就是一種撇清關係的努力。愷撒的歸愷撒,上帝的歸上帝。孔子沒有義務為我們今天生活的幸福或不幸承擔任何責任。在他的時代裏,他想要的,他做到了極限。他是那個時代的先鋒和異類,極具創造性。胡適先生說過,“儒”字本身,有多重含義,其中之一是用以表達亡國遺民柔遜的人生觀。而孔子則把殷商遺民部落性的儒,充實擴大到“以仁為己任”,進而改造為剛毅進取的儒。這可能就是他對中華文明最本真的貢獻。那麼,今天,無需孔子告訴我們什麼東西是好的,我們自己很清楚。問題隻在於行動,像孔子一樣去爭取,去創造,這才是孔子的核心價值。

(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