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泥我給王蒙先生編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刊物比人更長久》，他在文章裏回憶了自己與一家文學雜誌之間的關係，認為人可以老，可能不在，但刊物仍然年輕，隻要不斷開拓，與時俱進，以文會友，以文促進，不務虛名，不求速效，實實在在，就會一年年一代代，長遠地辦下去。
或許王蒙先生話裏有話，因為並非所有刊物都真能比人長久，一家刊物能不能長久，還要看誰來辦、誰在辦、怎麼辦、作者怎樣、傳承如何、環境條件等等，其中任何一個環節薄弱下去，都可能使本來出色的刊物，麵目全非、平庸無色。有時候即使隻換掉一名主編，也可能讓整個刊物轉向，或者變得更好，或者從此變糟。過去有多少名刊，就是這麼著一個個倒掉的。
辦好刊物，誠非易舉。好的自然有，它們各具經驗和特色。
1960年代，大陸“破四舊”時期，金庸先生為了“保藏一些中華文化中值得珍愛的東西”，創辦了《明報月刊》。這是以“推廣知識與文化交流的非營利刊物”(賺到錢再投進去)，標榜“獨立、自由、寬容”，宏揚了本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如今，《明報月刊》已經成為全亞洲最好的知識、文化讀物之一。而中國大陸著名的《讀書》雜誌，它最輝煌的時期，主編算是沈昌文先生，他倡導編家所謂“三無”，即無能、無為、無我。王蒙先生把它理解成“出版家、編輯家隻有進入兼收並蓄的‘無’的狀態，即無先入為主，無偏見，無過分的派別傾向，無過分的圈子山頭(有意或無意的)，無過多的自以為是與過小的鼠目寸光，無太厲害的排他性，無過熱的趁機提升自己，即為個人名利積累的動機，才能兼收並蓄，得來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團結住各不相同的作者，才能真正顯出一種恢弘，一種思稿若渴，一種思賢若渴的謙虛和真誠，才能具有相當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容納力——港台的說法叫做磁性”。
值得一說的是，那時候《讀書》的三位女編輯，出身都不怎麼樣：
吳彬是油漆工，賈寶蘭是“工農兵學員”，才女趙麗雅(揚之水)則是個卡車司機。就她們幾位，領走了好幾代讀書人，讀得津津有味，作出的貢獻，應該讓那些教授、博士級出身的主編們，汗顏慚愧。
當然，要使一個刊物長久，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主編愛才，絕對的愛才，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放手放權，這個前提是相信每個編輯和記者，把每個編輯和記者當成自己的兄弟加朋友，因為他們才是這份刊物的戰士，是他們在打仗，無論勝負是他們付出了血汗的代價，而贏的不是他們而是主編，一個刊物的主編敬重戰士的才華，應當超過在乎自己的位置。
《明報月刊》有口皆碑數十年，在於它追求理念的一脈相承，自金庸而董橋而潘耀明，脈絡始終貫通如一；而《讀書》一度丟失活潑、自由的文體風格，變得枯燥晦澀，讀者人數大降，其中一個主要的因素在於，主編易人後，觀點改變，經脈割斷。更不要說那些遠不如《讀書》知名的刊物的生存境遇了。
至於垃圾刊物的隨生隨滅，並不值得惋惜；而垃圾文章的但求速朽，個人的意誌亦無法左右。
延伸來看，報紙、網絡、圖書、出版社、電視台等一切媒體和文化產品，同樣麵臨著多重的考驗，它們都不見得比人更長久，惟有其中好的、出色的優勝者，才能當得起，才能永恒的走進讀者的內心世界。
（原載於《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