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應用能力強不代表能考高分
隨著人們思想觀念的逐步實用化，有部分人學英語的目的開始回歸到它本來的意義，與改革開放出國熱背景下的英語狂相似，英語在這些人的心目當中變得“實用至上”。於是，相信英語“實用主義”的人，掙紮在應試教育的舊體製中，在提高英語實用水平後，還得拚命在各種英語考試中考出高分數；因為應用能力強不一定能考高分，“2005年高考英語試卷居然難住了‘老外’”（http：//wwwgoofaircom/gaokao/qggk/318html）就是例證。事實上，中文也是如此。要麼，在考了高分數後，還得再提高英語實用水平。所以，擺在他們麵前的是：一方麵要考高分，另一方麵要爭取實用，這似乎成了兩條英語歧途，他們不知道該何去何從。這就是我們外語教學的尷尬，外語教學為什麼不能把兩者結合起來？實用了，但考不了高分，因此並不能代表所謂的“英語水平高”；考了高分，似乎代表“英語水平高”，但並不實用，語言應用能力並不強。這一點，值得我們深思。
所以，中國大部分英語學習者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還是在致力考高分！他們耗用大量精力鑽研虛擬語氣和不定式等精深的語言知識！他們在GRE（美國研究生入學考試）和GMAT（研究生管理科學入學考試）這些令美國學生望而生畏的考試中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績！他們對英語的推崇和學習以及致力於考高分已經到了何種程度，可令許多以英語為母語者汗顏！
清華大學是個藏龍臥虎之地，“饅頭神”何曉鵬，張炫英語歧途［J］中國新聞周刊，2005（45）：59即是其一。“饅頭神”是清華學生對張立勇的稱呼，這位29歲的年輕人來自江西偏遠農村，1996年以臨時工身份到清華大學食堂賣饅頭，在工作期間他自學英語，先後通過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托福成績達到630分（總分677分）。這個略顯消瘦的青年說著一口帶有客家口音的普通話，顯得樸實低調，“現代青年應該懂一門外語，這意味著機會和信息。”談到英語，張立勇深有感觸。“語言就是信息”，這是張立勇在南方闖蕩時的收獲。因為家境原因，他沒有讀完高中就到廣州打工，但很快發現，在這個中國南方最發達的城市裏，很多用英語寫的招聘啟事他看不懂，這促使他決心學好英語。為達成心願，他請求在清華大學食堂當臨時工——賣饅頭。
張立勇的時間表是這樣的——早上4：30起床上班，路上一邊騎自行車一邊背英語；中午休息時間是下午1：30—3：00，用其中一個小時學英語；晚上8：00下班後到自習教室看書，直到深夜11：00回到位於清華大學一角的5平方米的出租屋繼續學習；淩晨12：45收聽英語新聞廣播，1：15就寢。三個多小時後，重複這個時間表，年複一年。
“英語對我來說簡直就是一塊磁鐵、一種誘惑，吃了那麼多苦還是舍不得放棄。”在生活中，他執著於一切跟英語有關的東西：地鐵上的英文廣告，泡麵調料包上的英文說明，盥洗室的英文指示牌……張立勇通過了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TOEFL取得了630分的高分，“饅頭神”成了名人。
如今的他，有了自己的網站——張立勇英語工作室，出了一本書《英語神廚》，經常去學校和工地演講，還在奧運會倒計時1000天時被邀請參加“市民說英語一千句”啟動儀式。“饅頭神”現在已經不再賣饅頭，在清華後勤部門做行政工作，工資和住房比以前好多了。他說，他今年想再寫一本書，記錄他這十年來的城市生活，他還想辦培訓班，教別人學英語。在他家裏，堆放了一堆堆的信件，大多是請教英語學習方法的。在中國，同張立勇一樣刻苦學習英語的人不計其數，但能像他這樣成為典型的卻是吉光片羽。
中國礦業大學大四學生郝露就很鬱悶，對多年的英語學習，她的總結是：“真是很難受，苦不堪言，是我心中永遠的痛。”郝露的男朋友林旭東比她高一屆，已經畢業的他正在等著11月22日的到來，這一天是GRE成績揭曉的日子。“這已是他第二次考GRE了，已經耽誤了一年，如果今年還申請不上，不知道他會怎麼樣。”郝露說，林旭東一心要去美國深造，因為英語不是很強，所以遲遲未申請成功。從大二開始，林旭東就開始強化學習英語，他先後上過《新概念英語3》、大學英語六級、TOEFL、GRE等輔導班，“我們交往三年了，卻從未去北京以外的地方玩過！”在她的印象中，無論寒假、暑假，即便是“五一”、“十一”有限的幾天假期裏，林旭東都在學英語，但大四那次考GRE，仍然考得一塌糊塗，為了不給以後的出國申請留下不良記錄，考試結束時他在電腦上選擇了“cancel”——也就是說，他放棄了考試，搭進去對他來說數目不菲的報名費。對於林旭東的出國申請，郝露憂心忡忡，“即便他這次GRE考過了，也不一定申請成功。”郝露坦言，在大學裏，林旭東把大部分學習時間給了外語，所以他其他課程的成績並不十分理想，而成績單對申請學校有直接影響，“本來很健康的一個人，結果因為這些事都快禿頂了。”
郝露自己的英語學習之路也不平坦，直到現在她還沒有通過大學英語四級考試。她高中時學法語，上大學時改學英語，“大學跟中學不一樣，英語老師基本不管，全靠自學。”郝露覺得在大學裏英語學得極其痛苦，試題看不懂，定的目標總是達不到，連續受挫後，一提到英語，她不僅自卑，甚至有些戰栗，“高中時我法語學得非常好，一直以為自己有語言天分，但沒想到英語學成這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年齡大了。”隻有22歲的她覺得也許另有原因，比如環境，自己高中時法語的流利可能與媽媽學法語有關，自己也曾在巴黎住過一段時間。“但我也經常給自己創造英語環境，比如看一些美國大片、電視劇，但它們對考試毫無用處，沒法給我任何信心。”現在的郝露已經不再看這些影像資料了，每天早上7點離開寢室，晚上11點回寢室，兩本厚厚的詞彙書和語法書伴隨著她這期間的每一刻，她的目標是今年年底一定要過四級。
與郝露相類似，江南，這個北京化工大學大二女生，因為立誌要到國外學習“音樂管理”和“音樂製作”，幾乎放棄了正常的大學生活。她來到新東方英語學校住宿部，開始為期一個半月的培訓生活。這裏住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學員，他們和江南一樣，全心全意的都是“7分，7分，雅思7分”。他們每天早上7：10起床，先在宿舍讀英語，然後去上課。一天除中午吃飯去食堂外，幾乎都待在教室裏。“沒有退路呀，如果考不到7分就申請不到好學校，既學不成音樂管理，又很丟人。”江南坦言，自己現在是背水一戰，但正因為如此，她反而動力十足，和從前的懶散、麻木相比，自己的心就像是在演奏著激進的“輕金屬搖滾樂”。在中國，有他們這種遭遇的人為數眾多。
有人估算，現在中國學生在不同教育階段花在英語上的時間，小學為1/4，中學為1/3，大學為1/2。“沒有辦法啊，現在任何一條出路都和英語有關，出國、考研、工作，都對英語有要求，你想生存、想提升就得拚命拿證。”郝露坦言，不但她這個“半路”學英語的頭痛，很多已經學了近十年英語的比她還煩：“都知道這麼學不對，但誰也沒有辦法。”英語帶來的無奈不是大學生的專利，郝露說，她親戚家一個女孩在清華大學附屬高中讀書，平時英語測驗，教師用的都是TOEFL試卷，目的是為了他們將來能更好地應對高考，結果因為看不懂試卷，她在考場上急得哭了出來。
這就是學生們想要的高分！是他們最期待外語教學所帶來的結果！在他們看來，應用能力強，不一定能考高分；所以，應用能力強，還不如首先能考高分！
三、竭力所學無以真正致用
中國人學了英語之後有機會使用的隻是極少數，如長期在國外的工作人員、留學人員和國內的外語工作人員，等等。英語對他們而言，已由外語提升為第二語言。這些人有使用英語的需要和使用英語的環境，他們學英語的目的非常實際，是真正的學以致用，而不像一般人學英語，學以致用隻是一句口號。主要原因在於：
1、外語學習目的——為外語而學外語。
從學習目的看，絕大多數中國人並不必須使用外語。因為：第一，絕大多數人（學者或三年後成為學者的大學生、研究生）不可能學貫中西，不可能也不需要都走在國際前沿（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他們完全可以依據經濟學分工原理，把更多的時間用在專業上，不必花費時間從外文原文起步，專業翻譯人員與智能翻譯係統及極少數學貫中西的大家所提供的譯作完全能滿足工作需要。如此，不僅節省時間，而且比他們自己翻譯的外文更準確。從另一方麵看，大量經典外文原文（如凱恩斯的《通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都遠非專職外語人員（他們還須學習某一專業）所能翻譯，一般人還可能攻讀它們嗎？即使學習外語會話，絕大多數中國人見到外國人或者與外國人說話的機會又有多少？中國人太多了！
第二，當今中國的九年製義務教育及三年製高中教育中，已經學習公共英語多達9至12年，世界上還有哪門課程需要學這麼長時間？甚至在大學還要繼續（強製）學習兩年？實際上，大學公共英語大多在重複高中英語，研究生英語大多在重複大學英語。從對全國大學生、研究生的調查可以證實：我們的學生對大學中重複開設的英語課並不滿意，他們完全是為了應付考試而學習。也許，大學階段開設專業英語（當然不能采用現在的開課方式）是必要的，開設公共英語不僅是多餘的，而且影響了專業英語與專業課程的學習。更何況，大學生、研究生在繼續強製學習兩年英語後，專業英文原著的閱讀能力與寫作能力仍然極其薄弱！因此，現在的外語學習目的是為外語而外語。
第三，我們說為外語而外語已是過譽了。因為我們的大學生、研究生及各類人才在學校裏學了這麼多年外語後，他們考托福、GRE、大學英語四、六級的能力並不高，他們還需要到校外去參加由新東方之類的民辦學校提供的外語培訓。也就是說，我們的學生需要學習的外語課程資源，現在的高校並沒有提供或提供得很不充分，這也就說明，我們的外語教學目的是不明確的、定位是不準的。在根本上，我們的外語教與學是以外語教師為本位、以語言研究為本位。
2、外語學習內容——不切實際。
由於學習目的有誤，使得學習內容不是以學生、專業、生活為本位，而是變成了外語教師的鑽牛角尖。筆者隨機抽查了幾套大學英語教材，發現大學英語為了追求所謂的高級內容，不得不走大而全、多而雜、偏而怪之路，似乎要把每一個學生都培養成英語專家。但由於是大學公共英語，學生不以英語為職業，不可能成為英語專家，而且教材又按照中國人學漢語的方式編寫，讓英語承擔起思想教育的任務，結果學習內容離實用甚遠。
例如：由浙江大學編的《新編大學英語》第1冊第1單元中的閱讀材料就是一個試圖進行思想教育的材料。它的題目是AGoodHearttoLeanon，編者譯為“善良之心，永世相依”，依筆者之見，應譯為“有心者有力”或“恒心者事成”。此書還有一些譯文也是值得商榷的，如“如果他找到了一顆善心，那麼有這顆善心的人對他來說就是一位大好人。”“你定步伐，我會盡量跟上。”等等。其實，中華五千年文庫中用來做思想教育的材料浩如煙海，還需要從英文中找嗎？學習這樣的英文有必要嗎？何況中英文之間有些是不可能互譯的，正如唐詩宋詞不可英譯一樣，如果譯了，那肯定有對唐詩宋詞的誤讀。
3、外語學習效果——得不償失。
與時間成本、費用成本、機會成本相比，作為中國教育體係中持續時間最長、投入力量最大的外語教育在相當程度上是得不償失的。絕大多數人在學習十幾年外語之後，其實際外語能力仍很低。中國人智商、情商並不低，何以外語學習效果如此之低呢？
第一，外語教師隊伍龐大，但良莠不齊。據了解，義務教育階段需要的外語教師隊伍龐大，但教師素質普遍很低，而且最近幾年，還有師資配置上移的情況，小學的英語教師變成中學的，中學的英語教師變成大學的，另外師生比也是一個問題，一個教室常常坐50—80名學生，甚至百名學生，直接影響了英語學習效果。
第二，普及學習英語的大環境並不開放。比如，我們的廣播電台、電視台很少播放外國原聲節目。我們有一個國際電台在播放時大量插入中文及歌曲，中央電視台第9頻道播放的外語又完全是對外宣傳材料。其實，如果有一個外語氛圍，常聽常看，又有什麼學不會的呢？
第三，學習方法不當，學習年限過長。本來語言是用來看與說的，但現在看得少，說得少。看得少是指該看的外文原文少，該看的專業外文少，不該看的東西如語法、特例看得多，結果真看原文時反而看不懂、看得慢。筆者隨機翻了一本名為《高中英語語法大全》（李陸桂主編），第18章是講主謂一致，共講了主謂一致的13種情況。筆者真是不解：高中生學得如此精細，這究竟是在學語言還是學技術？恐怕連美國人也說不全、記不住主謂一致有多少種情況。語言原本是很活的東西，你非要把它定格，把它變成語言學。如此，外語學習不是鑽進牛角尖了嗎？其實多看原文、少講規則，自然就熟了。再看看外語學習中的“說”，現在由於師生比例失衡，師生之間能有多少交流？真學語言，一個班絕不能超過20個，5—10個最好。
第四，脫離實際，強製學習，其效果必然事與願違。一個人明知學習外語幾乎沒有使用的機會，一個人不願意語言交流而喜歡獨處，一個人在比較了解外語學習與其他科目的學習成本之後而認為學習外語對他並不具優勢……在這樣的情況下，他被強製要求學習外語，還可能有好的學習效果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會使人們自然地在各科目的學習上作出優化選擇，人的時間是有限的，人的資源是有限的，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市場需要，你不讓他學，他也要學；市場不需要，你強製他學，他也學不進去。幾乎絕大多數天才都是偏才，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偏好，一律強製所有不同性格、不同興趣、不同優勢的人必須長時間學習同一門課程，必然扼殺人的多樣性，必然限製人的競爭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