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農漁民後繼者的培訓經費經過農林部門劃撥，各級農業技術中心推廣機構等政府組織及農漁民經營者聯合會等群眾團體具體分工負責。為了鼓勵農民參與培訓，新時期，韓國政府規定對農業後繼者提供2000萬～5000萬（1100韓元＝1美元）韓元的資金援助，年息5%.5～10年內償還；對專業農戶提供2300萬元～1億韓元的資金援助（國庫補助10%，地方政府補助10%，國庫融資28%，農協融資42%，個人負擔10%），年息4.5%，4～7年償還，規模經營農戶可20年償還。此外韓國還規定一些科研機構研究的新成果優先讓農漁民後繼者使用，通過他們在相關大農業經營者中推廣。1993年12月，韓國修改了《兵役法》，規定農業後繼者定位產業技能要員可以免征役。韓國有90%的農民都為農協會員，法律規定，所有農協會員參加培訓都是免費的。
韓國從60年代以來，農民教育已形成了三個層次：即四H教育、農漁民後繼者教育和專業農教育。四H教育是引進美國、台灣的一種麵向農村青少年的農民教育形式。教育目標是使農民具有聰明的頭腦(Head)、身心健康(Heart)、健康的身體(Health)、較強的動手能力(Hand)，根據英文第一個字母簡寫為“四H”。農漁民後繼者教育是專門對農業後備勞動者的技術教育。通過後繼者教育，培養和扶持大批年輕力壯的農民從事農業，有效地緩解了韓國農業勞動者的老齡化給農業帶來的壓力，改善了韓國農村勞動力的文化知識結構，提高了廣大農民的經營和管理水平，提高了農產品質量，增強了市場競爭實力，同時也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專業農戶培養是韓國麵向國際市場的競爭，在後繼者教育基礎上開展的更高層次的農民教育，重點培養和扶持的是具有較高產業化經營和管理水平的，具備國際市場競爭實力的農戶。現階段，韓國的很多培訓機構，在進行培訓之前，首先對農民培訓需求進行調查，一改之前的行政命令式的形式。教育內容以傳授當地農民最為關心的農業實用技術為主，向農民提供最近技術和經營信息，逐漸向專業化、層次化方向發展，根據農民的實際需求開展相應的培訓。
在培訓的方式方法上多種多樣，逐漸向現場化教學方向轉變：第一，長短期結合，脫產與半脫產結合。如農協開展的培訓，有3—5天的短期培訓，也有長期的正規學曆教育；有不脫產、半脫產培訓，也有全脫產培訓，多層次、多形式、多輔導的農民培訓；第二，注重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以現場參觀、實習體驗和討論等貫穿於整個培訓的始終。同時加強培訓基地建設；第三，利用各種媒介加強對農民的培訓。韓國各培訓機構利用中央與地方研修院等設施，通過農業專業教育、冬季農民培訓、專業技術員巡回教育、KBS廣播電台的開放式講座等形式，開展對農民的專業技術、農業經營和農政等方麵的教育。
四、日本的農村勞動力培訓
日本明治維新以來就重視農民教育籌辦農民夜校、農民講習學校，對農民進行文化科技教育。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教育係統和農業改良普及事業係統共同配合進行農民教育工作。1949年頒布社會教育法，利用圖書館等設施對農村青少年、婦女、成人進行教育。1953年頒布“青年學級振興法”，由政府資助在村鎮組織青年學生對農民進行培訓。90年代以來．對農民教育更加正規化、製度化。綜觀農村勞動力培訓發展曆程，可以看出，在戰後隨著日本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受經濟周期的影響，農村勞動力教育培訓可能因現實環境的影響而有所側重。但無論是處在經濟低潮或高潮，農民教育培訓在日本一如既往受到重視。
1、發動“造村運動”，開展農村勞動力培訓
日本在二戰之後，經濟遭受沉重打擊，故致力於重建城市，把主要的資本集中在東京、大阪、神戶等大都市上，農村青壯人口大量外流到城市。在1955～1971年的16年間，工業和其他非農產業的就業人口增加了1830多萬人，總數達到4340多萬人，占就業總人數的比重從61%提高到85%，同期農業勞動力則從1600萬人減少到760多萬人。這就是說，日本戰後如此迅速增長的勞動力，有一半以上是通過農村勞動力的大量轉移而得到補充的。
——“造村運動”背景。這種在全國範圍內出現的大城市及其周圍人口過密，而在農村人口過疏的現象，使得農業生產力大幅下降，農村麵臨瓦解的危機。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所引發的世界性經濟衰退，也給日本造成了沉痛的打擊，大量消耗石油的巨型技術、企業、項目難以啟動，甚至連交通運費也越來越昂貴，國家和個人都不堪重負，興建城市的模式逐漸受到質疑。在能源問題成為經濟發展瓶頸的情況下，如何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成為政府必須考慮的問題。因此不用消耗大量石油的中小產業項目格外受歡迎。另外，在當時的日本，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財政的作用越來越弱單純依靠財政投資和信貸改變地區差異也越來越難，而“自下而上”的”“造村運動””卻可以在不依靠大量能源和財政的前提下實現鄉村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因此，以重新振興農村為目標的”“造村運動””，便在鄉村自發性地展開。
“造村運動”始於20世紀70年代末，在日本也被稱作造町運動。“造村運動”的出發點，是以振興產業為手段，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振興逐漸衰敗的農村。隨著“造村運動”的發展，其內容擴展到整個生活層麵，包括景觀與環境的改善、曆史建築的保存、基礎設施的建設、健康與福利事業的發展等；運動的地域也由農村擴大到城市，成為全民運動。基於教育的基礎性、戰略性地位，“造村運動”也把農村人力資源培育與開發放在發展農村教育的首要位置，不斷加大對農村教育的財政投入，加大中央政府財政對農村教育的轉移支付力度。
“造村運動”的倡導者大分縣前知事平鬆守彥認為，人口向城市流動的主要原因是信息化時代的到來。一方麵，人們對信息的需求的增多，導致不同的人需要交流不同的信息而聚集；另一方麵，在信息化時代，信息量雖然很大，但仍然存在難以獲得自己需要的信息的問題，由於信息不對稱，所以信息化時代下的人們就要向信息流通的城市集中，從某種意義上講，信息化越發達，城市化的進程也就越快。為防止農村人口外流，平鬆守彥提出了“磁場理論”：如果強磁場與弱磁場之間放一塊鐵板，鐵板自然會被強磁場吸引而去，為了促進各地區均衡發展，就要把農村建成不亞於城市的強磁場，把青年人牢牢吸引在本地區，磁場的吸引力在於產業，必須立足本地區條件，發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這也就是“造村運動”的開端。
——培訓農民為“造村運動”添動力。在日本的“造村運動”中最具知名度且影響力擴及全日本乃至亞洲各國的形式，就是由平鬆守彥於1979年開始提倡的“一村一品”運動。所謂“一村一品”運動，實質上是一種在政府引導和扶持下，以行政區和地方特色產品為基礎形成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重視農民教育培訓，為“造村運動”提供人才動力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做法。
日本農民教育的供給呈現出主體多元化特征。從總體上看，一是各級農業科技教育培訓中心；二是高中等農業院校；三是企業與民間的各類培訓服務機構；四是各級農民協會；五是各級農業技術推廣服務體係和農業改良普及係統。這種由政府、學校和民間力量共同構成的多主體參與，相互交流、相互補充的全方位供給係統，能夠有計劃、分層次、有重點地開展農民職業技術教育。平鬆守彥認為，培養出具有國際水平的高素質人才，是使一個地區獲得新生的關鍵。“造村運動”的最終目標是“造人”，要發掘生活在本地的年輕人的熱情和積極性，培養出一大批既具有實踐能力而又能紮根於本地區的人才。為了培養人才，大分縣政府無償開辦了很多補習班並派遣講師講授課程。課程內容豐富，如農村技術講習班、商業講習班、海洋養殖講習班、婦女講習班等，隻要農民有需要，都可免費參加學習，每日下午五時之後上課。參加的學員從農民、漁民、家庭主婦，乃至上班族，各行各業人士皆有。這些講習班自1983年開設以來，到2002年已經有1991名學員結業，作為一村一品運動的帶頭人活躍在縣內各個地區。現在，大分縣已有許多設備齊全、環境幽雅的各類院校。縣政府還利用假期組織中學生去外地參觀學習，定期派大學生、家庭婦女去國外訪問考察，開闊視野。早在80年代初期，平鬆守彥就認識到計算機技術的重要性，他號召人們從小學時代就開始學習計算機知識，加深人們對高端技術產業的關心，並在農村舉辦計算機表演會，讓村民參加計算機實際操作增加對計算機知識的了解。
——以生活工藝運動為載體促進“造村運動”。由於人口銳減、農業不振，農村的各項文化傳統也隨之衰退，於是村民們自行對社會生活進行檢討，重新省思其價值，並開展一係列文化活動。如1981年，三島町發布《三島町振興計劃》，提倡“生活工藝運動”，即由町民自己構想，自己描繪“明日的三島町”。他們宣揚物品的創造並非為了賺取金錢，而是傳承與創造文化的行為。所以他們積極地學習三島町的傳統文化，並且將其運用在現代生活中。如盛飯用的勺子，以木製來取代塑料，而簍子、盛籠、手提包等也改以天然素材如山葡萄藤等編織而成，以感受自然的美與質感。三島町每年12月到次年3月是冬季，積雪覆蓋全町，厚達1.5至2厘米，居民無法從事農耕，便在家中製做生活器物。他們於每年的春天舉辦生活工藝展，讓大家將冬天完成的工藝品一同呈現，相互交流，並頒發獎狀。5至6月則在森林中舉辦“工人祭”，鼓勵日本各地的工藝製做者前來展覽與銷售。三島町1983年成立生活工藝研究所。同年開始發行《“造村運動”生活工藝訊息》，分送各地，並在東京舉辦“三島町生活工藝品展”。1985年成立“木友會”，組織凝聚生活工藝者。1986年建設完成了三島町生活工藝館，作為生活工藝傳承與推廣的基地，老人們也在工藝製作與創作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意義與生存的勇氣。
從總體上看，日本經過20多年的“造村運動”，使農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是消除了城鄉差別。由於日本政府注重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資，因此從生產與生活的基礎設施方麵看，農村與城市沒有任何差別。二是增加了農民收入，根據經合組織的統計，2002年日本農戶的收入已經超過城市家庭，戶均收入為550萬日元，相當於4.4萬美元，其中非農收入在農戶收入中的比例高達86%。三是為非農產業開拓了農村市場，刺激了農村多元化的消費。日本的經濟發展動力主要來自於內需，對出口的依存率一直保持在15%以下。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農民的富裕帶動了農村強大的購買力。雖然“造村運動”也存在著某些不足，但是取得的巨大成效卻是無法抹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