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將一個身陷亂世權謀，而心在浩闊時空的強大生命展示在我們麵前，以至我們現在讀曹操的詩，仍不禁為他強大的生命能量歎喟。一個勃發著生命力，又寫得如此好詩好文的人，怎麼會是一個工於心機、殺人如麻的惡魔呢？真正的曹操，我想，絕不是羅貫中筆下的模樣。一個能把生命感悟得如此透通，又擁有如此博大胸襟的人，怎麼說，都不應該是一個利欲熏心之徒。這兩類風馬牛不相及的人格特征，在曹操身上，都體現得那樣鮮明，這是一種錯亂呢，還是一種複雜而包容的和諧？
對於三國亂世這一段黑色的曆史縫隙，清代學者趙翼曾有一個獨特的評價，他說：三國對壘，曹操張羅的是一種權術組合，劉備張羅的是一種性情組合，孫權張羅的是一種意氣組合。趙翼的說法雖然有理，但他顯然忘了曹操是一個詩人，隻把他當作一個熱衷於權謀的政客。
三
在亳州，每逢觀看與曹操有關的遺跡時，我總是格外認真。我所感興趣的一點就是：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曹操放下手中的筆，拿起了身邊的寶劍呢？或者說，詩在曹操心目中，到底占據什麼樣的位置；曹操是如何完成從一個“登高必賦望”的高士，向“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梟雄”轉移的？
曆史總是充滿臧否。對於曆史人物，一個根本的評價標準是，這個人的主張和行為所代表的曆史方向是不是跟人的自由、生產力的發展以及人民生活的富足聯係在一起；或者，重要的是這個人的思想以及行為能不能給人們帶來幸福，幫助人們解除生存和思想的困境。隻有這樣的人，才能對社會的進步有貢獻，並且值得肯定。至於其他，有時候，隻不過是一場改朝換代的遊戲，他們的出現，隻是曆史舞台上多了幾個輪轉的演員罷了，並且，因為他們的登場，曆史多一次折騰，也就多了一些血跡和災難。
可以想象出三國亂世的情景：到處都是混亂和爭逐，時時都是奔逃和死亡，每一個角落都是恐懼，每一個身體都拖曳著長長的陰影；道德和蒼生，宛如隨風凋零的樹葉……當來自亳州的青年軍官曹操麵對這一切時，他沒有選擇逃避，如老子一樣逃遁；或者逍遙，如莊子一樣逍遙；或者如後來“竹林七賢”一樣放浪形骸，玩世不恭；曹操選擇的是中流擊水，逆流而上。這時候的曹操，還是一個詩人。一般來說，一個真正的文人，是不適合封建官場政治的。他們的內心深處，總是掖藏著寬容、溫柔、多情、純粹、正義、責任等理想主義因素，這與殘酷無情、黑暗陰謀、虛偽奸詐的官場存在不相融。文人從政，以內在的本性應對不得不遵循的官場規則鐵律，其結果可想而知。不過曹操似乎是一個例外。當曹操涉足於權術和權謀之深潭時，那種內心的繩索，反而最大限度地得到了釋放：他由雄奇變得奸詐，由大氣變得殘忍；由無畏變得狠毒，由蒼涼變得冷酷；他幹淨利落地放下了情感和溫柔，痛快淋漓地拾起了權術和謀略，他變得如獅虎一樣威猛，狐狸一樣狡猾，狼一樣具有忍耐力……曹操所倚仗的，依舊是“以暴治暴”，隻不過，是以更殘忍來對待殘忍，以更陰毒來對待陰毒……曹操就這樣輕易完成了自己人格的嬗變。這是一次徹底的轉型，就像一場“華麗轉身”，轉得如此決絕，如此幹淨徹底。
在我看來，促使曹操 “投筆從戎”主要有兩點，一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一般來說，稍有出息的書生，一生的願望，就是“學而優則仕”，然後立德、立言、立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些道德範疇的條文，一直引導著傳統知識分子的精神走向。它們無非是：身無分文、心憂天下；以天下蒼生為己任；滴水之恩湧泉相報；若以國土遇多則必以國土報之；雖千萬人吾往矣；為酬答知己則生死以之……以曹操的個性，他當然會以這種“濟世情懷”，投身於這一亂世之中。二是權與利的誘惑。權與利，以及人類內心對應的控製欲和占有欲，應該是主宰個人行為的根本原因。就這樣，誘惑讓曹操無法拒絕。詩，雖然讓曹操有著抒發的暢達，但卻無法給他帶來利益和成就感。因此，在更大的誘惑麵前，曹操放棄了詩，選擇了劍，然後，以劍和血來祭自己的人生之旗。
曹操一步步向悲劇走去。這個時候，他已不屑詩神的注視，雖然他心存悲憫，但絲毫也不影響他以殘酷的手段對待現實。在更多的時候，他表現得堅韌、冷漠，一意孤行，他滿腦子想的都是個人的私欲，如何爬到權力的巔峰，讓蒼生匍匐在自己腳下。至於占據天下之後，如何實現自己的想法，如何確立一種機製使蒼生幸福，這些，似乎是曹操從未想過的。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當曹操放棄詩，提起劍之時，他的全部生活也因此改變，生命進入了一場危險的遊戲。一個人，隻要他充分展示自己的私利，他的政治智慧便會發育停止，滋養心靈的資源也會枯竭。
從總體上說，曹操是幸運的。最起碼，在亂世中，曹操充分體現了個人價值，他成功地成為了一個時代強人，並且一度差點統一天下秩序，重建山河規範。但從根本上說，曹操對於社會的進步意義，並不比他所貢獻的20多首詩更大。一個人的曆史地位往往就是這樣，他畢生所追求的，有時候顯得無足輕重；而他無意作為的，卻奠定了他的曆史地位。這樣的狀況，是一種陰差陽錯呢，還是一種無是無非？
四
在淮河兩岸行走，我一直在想的一個問題是：社會的發展，智力的進步，如果沒有一個方向，而且沒有一種約束力的話，那麼，智慧的提高，就更像是一把磨得越來越鋒利的刀劍，非常危險。很多智者意識到這個問題，老子的想法是回到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上古；孔子是讓人回歸內心的仁；至於墨子，是提倡放棄所有的物質和智慧，回歸到苦行，兼愛所有的人……這樣的號召與希望，明顯缺乏操作可行性——人類社會的發展如同河流，哪能逆向流淌呢？老子的小國寡民是根本回不去的；孔子提倡的“仁”，隻能就君子而言，社會的大眾在麵對眾多誘惑時，是很難做到自我完善的；至於墨子，他的主張就更顯天真了，一個普通人，在物質高度匱乏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抵禦住內心的私欲，去“兼愛”，或者，去兼濟天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