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人對現實是不滿的，也是疑惑的。他們狷狂處世，一手端著酒杯，一邊提著藥壺，在酒與藥的迷幻中，尋求生命的慰藉。藥與酒，不僅主宰了他們的身體，也成了他們的精神支柱。吃藥可以成仙；仙，是可以俯視俗人的，也因此，他們有精神上的優越感，也有狂放不羈的浪漫情懷；至於酒，則讓人氣壯如牛，置身短暫快樂，忘卻諸多煩惱。在“竹林七賢”中，除了嵇康之外，另外一個安徽人就是劉伶，劉伶是現在的安徽潁上人，曾寫過一篇 《大人先生傳》，在他的筆下，大人先生終日與酒為伴。劉伶是把自己對於這個世界的理解，附會在大人先生身上。在他看來，這個世界如此枯燥乏味，隻有在酒的浸淫下，才變得有滋有味。如果沒有精神層次追求的話，劉伶實屬純粹的酒徒加狂徒，他整日沉湎於杯盞之中，經常做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他經常在屋舍裏脫去衣服，赤身裸體地走來走去。別人看見了加以譏諷，他卻說：我把天空和大地作為屋宇，把房舍作為褲子，諸位先生怎麼跑到我的褲襠裏來了？劉伶的言語透露著一股濃濃的醉意，當中自然少不了不可救藥的佯狂和自戀。
我一度對於 “竹林七賢”包括後來的“魏晉風骨”詫異不解，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為什麼一改之前的“溫良恭儉讓”，突然整體性地躍入狷狂呢？後來我明白，這一巨大的變化，其實是有深刻的思想背景。儒學發展到東漢階段，因為在思想深度上一直沒有突破，已陷入一種僵化的格局。這個時候，外來的宗教和文化正好進入。從印度傳來的佛教以及西域文化的進入，宛如打開一隻“潘多拉的匣子”，那些平時裏一直沉沒在中國文化穀底的問題，一個個沉渣浮起，呈現在人們麵前。儒學的溫柔敦厚、載物言誌，在如此這般的拈花一笑、妙悟真如麵前，幾近無所適從、目瞪口呆。當生、老、病、死、來生之類的人類命題第一次作為巨大的疑問浮懸在人們麵前時，傳統的君子之道頓顯羸弱無比。那些平素的君子們在精神的重壓下不堪重負，隻有喝酒、服藥，以及百無聊賴地清談。他們一廂情願地詮釋人生，與生俱來的幻滅感，從未如此赤裸裸地暴露。
在這種情況下，阮籍嵇康何晏王弼等等，決意疏離這個世界就可以理解了。他們選擇藥與酒，選擇清談和虛玄，選擇自戀和戀物等方式，明顯就是為了個人內心最大程度的釋放，在他們看來，似乎隻有這樣，才能活得更有意義，才能最大程度地了悟生死、尋求解脫。現在看來，所謂的魏晉風度，更像是一場才藝的集中展示，一場似是而非的行為藝術，一場狂亂的啞劇表演。這種方式，離佛學的教義早已南轅北轍。但就是這種自由的抒發，豐富和改造了自周以來的審美觀，給中國文化的審美視野帶來了新的拓展。從此之後，中國文化的審美理念中摻入了自由的因素，那種要求人的解脫，要求個性的張揚慢慢地注入其中，使得中國藝術走上了一種空靈、高遠、劍走偏鋒的路子，生命在很多時候變得藝術化起來，精神也更具有象征的意味。這樣的走向，對於一向忽略個人價值的中國文化來說，可以說是難能可貴的。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魏晉風骨以及“竹林七賢”，陰差陽錯地喚醒了中國人心中的那一點天真和純樸，也使得中國文化有了自己最大的特色——空靈。
到了五代時期，亳州出了“高人”陳摶。陳摶同樣集酒與藥於一身。在酒方麵，傳說陳摶曾經在淮河支流的名河邊上，用水和粘穀等，製造出一種活血化淤、通筋活脈之酒，不僅能飲，也能藥用，陳摶用這種酒治好了不少人的病。傳說陳摶還是一個醉仙，特別善飲，有時一飲之後，竟“大睡500年”。
對於陳摶，正統的史書評價一般都不太高，事跡也很潦草。但在亳州民間，陳摶卻家喻戶曉，有著很高的地位。這樣的結果，還是與我們的文化傳統及國民性有關。中國的民間文化熱衷強烈戲劇意味的傳奇，熱衷於“怪力亂神”。這一點，跟正統的儒學一直相悖。陳摶的故事還充分暴露了中國文化的雙重性和矛盾性：凡是正統看不上的，老百姓往往格外喜歡；凡是老百姓喜歡的，正統往往又會視若不見。
亳州，就這樣，不可避免地跟藥與酒聯係在一起了。
四
轉回來再說藥。
亳州成為中藥材之都，跟華佗是很有關係的，因為華佗在民間的名氣太大，人們對於華佗老家亳州的製藥當然會另眼相看。現在，在亳州，有一個華祖庵，也就是華佗紀念館，坐落在市中心，裏麵存放著一些出土的藥用器械。出人意料的是，華佗如此一個神醫，給後人留下的資料卻非常少。雖然史載華佗發明了 “麻沸散”、“五禽戲”等，但由於種種原因，都失傳了。現在遺留的，都是後人的開發和附會。即使是華佗的身世，也顯得莫衷一是。據說，華佗年輕時即開始行醫，走遍徐、豫、青、兗等州縣，後來又曾拜治化道長為師，學得醫學絕技。
華佗的名聲，依我看，大半是由《三國演義》而來。四大名著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怎麼想象都不為過。在《三國演義》中，華佗替關羽“刮骨療傷”的故事，讀起來驚心動魄，這個故事至少起到兩點作用：一方麵充分渲染了關羽的英雄氣概；另一方麵充分渲染了華佗醫術的高超。
華佗是被他的同鄉曹操殺死的。至於原因，羅貫中在小說《三國演義》敘述得很清楚，後人在交代華佗身世時，也采取了類似的說法——曹操青年時代留下的 “頭風症”常常發作，發作時，頭部如裂開一樣疼痛。諸多方醫郎中都束手無策。謀士華歆向曹操舉薦了曹操的同鄉華佗，曹操立馬差人星夜將華佗請來。華佗望聞切問一番後，認為曹操頭痛是因中風引起的，病根在腦袋中，靠服一般湯藥無法醫治，需要先飲“麻肺湯”（也就是“麻沸散”），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按照羅貫中的說法，華佗的這一番話，引起了毫無醫學知識的曹操的疑心，曹操懷疑華佗可能是孫權或劉備派來的奸細，下令拘捕華佗下獄，將他殺害。
曹操殺華佗遭到曆史的一致指責。不過細細考問這個故事，會發現曹操這樣做並非沒有理由——問題的關鍵在於，華佗是不是有真本領能將曹操的頭顱打開實行手術。深入地思考一下，會發現華佗的醫方有很多破綻——首先，華佗用什麼工具來打開曹操的頭顱？按照《三國演義》中的說法，用“利斧”打開頭顱，顯然不可能！再說，利斧即使劈開頭顱，又如何縫合？我們都知道，以現代醫學的要求，打開頭顱，必須在極端精密的儀器的導引之下，方能小心翼翼地做此事。其他的不說，以當時醫療器械的製作水準，華佗根本不可能製造出這樣的工具。第二，華佗用什麼來實行麻醉？雖然華佗發明了“麻沸散”，但這個麻沸散，隻是一種湯劑，是麻醉藥的最初階段，並且是全身麻醉。以這種麻醉劑，不可能支撐曹操動頭顱部手術。所以，按照我的看法，曹操對於華佗的這一番言論明顯是信不過的。在曹操看來，華佗的這一套東西完全是“江湖郎中”的吹大牛，意在別有他求。因此，曹操一氣之下將華佗打入大牢，也就不足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