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壽的《三國誌》當中，對於華佗，有另外一種說法——《三國誌?魏書?方技傳》交代了華佗的身份：華佗年少時曾經在徐州一帶遊學，是個“兼通數經”的讀書人。同當時大多數讀書人一樣，入仕做官是華佗的人生目標，至於從醫，隻是他的業餘愛好。華佗一開始是對醫學有濃鬱興趣的，當時，有很多人推薦他去當官，華佗都沒有去。但等到華佗真正地走上從醫道路後，深感醫生地位的低下，心理一下子失衡，性格也變得乖戾了。這一點，範曄在《後漢書?方術列傳》中也毫不客氣地說他 “為人性惡，難得意”。
可能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曹操請華佗為他治療 “頭風”頑症。一開始，華佗采用針紮的方法，效果還不錯。後來，隨著政務和軍務的日益繁忙，曹操的“頭風”病加重。曹操很想讓華佗留下來專門為他治療。華佗婉拒說：“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意思是說，你的病在短期內很難徹底治好，即使長期治療，也隻能苟延歲月。有人推測華佗這是要挾曹操，讓曹操封他一個官做。不過曹操一直沒有鬆口。過了不久，華佗便以收到家書為借口，請假回家。到家後又托詞妻子有病，一直不回。曹操一氣之下，依照漢律，以“欺騙罪”和“不從征召罪”判處華佗死刑。
傳說華佗入獄後，十分痛苦，在有限的時間裏，將自己幾十年行醫的經驗總結成書稿，臨死前交給獄吏，告訴他說：“此可活人也。 ”獄吏害怕受到連累，拒絕了華佗的要求，華佗極度悲憤，將書稿付之一炬。
對於華佗是神醫的傳說，我一直半信半疑。中國文化總是習慣將真實故事化，將故事傳奇化，而到了傳奇階段，早就喪失了真實的痕跡，離本來很遠了。平心而論，以當時的認知水平和操作水平，是不可能出現什麼神醫的。畢竟一個時代的醫學水平不可能單騎突進超越整體科技水平。關於這一點，一個最明顯的佐證就是，古代中醫學一直不太清楚人體本身，對於人的生理結構，人的各個係統，還停滯在模糊的感性判斷階段。如果對生理結構都不太清楚，又如何談得上“對症下藥”呢？這不是“不知己不知彼”嗎？從理論上說，中醫在很長時間裏，隻有空泛的《黃帝內經》之內的理論，大而無當，又極難以付諸實踐。它在整體上，並沒有脫離中華傳統文化的思維模式，仍處於一種“寫意狀態”，有主張，少嚴謹；有想法，少理論；有觀念，少方法；有直覺，少精確；有目標，少路徑。因此，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之上，光靠一些經驗範疇的東西，是很難有著持久作用的。
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對於華佗，知之甚少，也缺乏科學所必備的懷疑精神，我們所滿足和津津樂道的，隻是他一個又一個“治病救人”的傳奇故事，對於他醫術的真實內容和實質，卻有意無意地加以忽略。其實，不僅僅對於華佗，我們對扁鵲、孫思邈，對李時珍，同樣也知之甚少。我們甚至連孫思邈的年齡有多大都搞不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於中醫和中藥又會有多少深入的了解呢？剩下的，隻是人雲亦雲，就是死記那幾個藥方，照本宣科。或者滿足於玄妙無比的“五行說”：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這種文化沉澱的結果就是，傳說在結果上獲得了大勝，華佗也終於在民間的口口相傳中，變成一個神。亳州也在繼酒都之後，躋身成為“藥都”。
五
藥與酒，讓這座城市顯得更加世俗，更加浮躁，也更加喧囂了。
在閱讀亳州曆史的過程中，我有一種感覺，這座城市在長長的中國曆史當中，隻是兵荒馬亂走廊上的一處，甚至可以說，這個地方，一直是一個戰場。來自東西南北的各路兵馬，以及各個階層的武裝力量，總是在這裏相彙馳騁，呼嘯著殺來殺去，像無數把鋼鋸在森林中肆虐：從春秋戰國，一直到三國，這裏遍地狼煙；唐代安史之亂的硝煙剛剛熄滅，遼和金的馬蹄就再次踏到，然後又是蒙古鐵騎，又是韓林兒和劉福通的起義……好不容易到了明末，李自成和張獻忠的大隊人馬幾次如狂風掃落葉般掠過，所到之處，又是寸草不留……此後，又是白蓮教，又是撚軍……兵燹之後，硝煙散盡，塵埃落定，亳州重新歸零。地表的一切都難以留下來，留下的隻有藥與酒，給身心以治療和撫慰。
從“格物致知”的角度來說，任何事物都是有“理”的，那麼，什麼是酒的“理”，什麼又是藥的“理”呢？藥與酒所代表的“理”，具有某種模糊性，甚至，有某種恍惚的意味。如果說藥具有撫慰作用的話，那麼，酒則更多地象征解脫。在我看來,藥與酒，是人類覺醒的一個重要標記。有了它，才算有了與生命與自然的某種的對抗。藥與酒的力量如此強大，強大到人類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對它進行依賴，以至於無法擺脫。每當人們的追求和願望得不到滿足之時，人們總是習慣性地從這兩種“武器”中尋找安慰，尋求解脫，也尋找自由。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來說，自由的概念一直是很淡薄也很模糊，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自由隻是跟藥與酒糾纏在一起，混合在一起，散發著一種淡淡的酒香和藥香。這一點，的確是中國文化的軟肋和悲哀。這種先天性的不足，使得中華民族在自我解放的道路上，一直行走得搖搖晃晃，甚至出現巨大的偏差。 “道”變成了迷信，“德”變成了迂腐，自由變成了狷狂，變成了色厲內荏……自由的不確定性，使得我們很難找到一條好的路徑去通向它。在很多時候，一種叛逆的精神隻能在原地打轉轉，直至進入一種死胡同。
我曾經試探著問一個我尊敬的學者：按照你的理解，包括亳州在內，中原文化最大的弱點是什麼？他沉吟了半晌，然後說：其實中國文化最大的弱點，就是虛偽，就是不實事求是，就是不知道真正的自由是什麼。我同意他的說法，按照我的理解，中國文化的最大薄弱之處，一是人道主義精神的薄弱，自由願望表現得不清晰；二是虛偽不實際，缺乏理性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此外，對真實性的漠視，對實證意識的淡薄，使得中國文化在辨偽機製上顯然孱弱無比，幾乎所有的問題都缺乏仔細明辨，大而化之。在這種意識之下，傳說代替了真實，虛玄代替了實證，文學代替了科學，戲曲代替了現實……黃仁宇曾經把中國文化在思維方式上的弱點歸結於缺少數字化管理。很明顯，黃仁宇看到了中國文化的模糊性所帶來的負麵效應。
中華文化的很多東西，就是這樣模糊，就像是一團飄浮的雲嵐，一種空泛的企盼。它似是而非，如藥也如酒；誰也說不清楚，或者越說越不清楚。而我們一直就在這種雲蒸霧繞之中迷失，熱衷沉湎於酒與藥，那是一種得意洋洋，也是一種自我麻醉。
如果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會知道。我們的藥與酒，其實是非常孱弱的，我們缺少的，是真正的“藥神精神”，以及真正的“酒神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