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一生對軍事的重要貢獻，是他第一個從戰略角度提出台灣在中國國防上的地位與作用。這比明代將重點完全置於沿海大陸及少數近海島嶼的海防思想，又前進了一步。這是針對當時酉方殖民主義者的炮艦擴張政策而提出的。不僅對當時的國防，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對後世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如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發生了日本侵略軍在琅嶠登陸事件時，腐朽的清王朝雖然對日本侵略台灣，采取了妥協投降的方針，但許多有識之士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官員們，就曾研究了施琅的《靖海紀事》，認識到台灣對中國國防的重要意義，在談判中堅持了整個台灣都是中國領土的正確立場，要求日軍撤走。
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神聖領土，它和祖國大陸的關係，是“團結則安，分裂則危”。如果說鄭成功是台灣與祖國大陸重新統一事業的開啟者，而施琅則是這一偉大事業的繼承者和完成者，他在中國軍事史上的成就與貢獻，應該予以充分的肯定。左宗棠
左宗棠(公元1812年～1885年)，字季高，中國湖南湘陰人。1832年中舉人，後三次入京會試，名落孫山，遂發誓不以進士為榮，企圖“建功立業”，努力研究“經世致用”之學，同時對疆域沿革、曆代兵事和農業經營亦頗有興趣。
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他十分關心戰局形勢的變化，曾作《料敵》、《定策》、《海屯》、《器械》、《用間》、《善後》等諸篇論戰製敵之書，推崇地主階級改革派首領、愛國將領林則徐，憤感“以一二庸臣一念比黨阿順之私，令天下事敗壞至此”，抒發了“書生豈有封侯想，為播天威佐太平”的遠大抱負。
1852年，時值太平軍進攻長沙，左宗棠出山助湖南巡撫張亮基守長沙，因“功”升知縣，並加同知銜。駱秉章任湖南巡撫時，他為駱的幕僚，1856年得兵部郎中職。1860年，清政府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由運籌帷幄的書生，一躍而為決勝疆場的大將。同年9月，他親率楚軍自長沙赴贛、皖交界地區與太平軍作戰，後任浙江巡撫、閩浙總督，督率楚軍攻陷金華、富陽、杭州和嘉應州，幫曾國藩平定了太平軍，被封為一等恪靖伯，詔賜黃馬褂、雙眼花翎。1866年7月，創設福州船政局，成為洋務派人物之一。同年9月，調陝甘總督，率軍鎮壓撚軍和回民起義，後晉太子太保銜，加一等輕車都尉、東閣大學士。1875年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討伐和殲滅阿古柏匪幫，迫使沙俄交還伊犁，使新疆重回祖國懷抱。1881年，左宗棠由新疆抵北京，命他在軍機大臣行走，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管理兵部事務。同年9月，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事務大臣。中法戰爭中，以欽差大臣督辦福建軍事務，指揮抗法軍事。1885年9月5日病死於福州。
綜觀左宗棠的一生，他對中國近代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乃至教育、科技發展均產生過重大影響。
左宗棠早年受到林則徐製造堅船、利炮以促使國防近代化的思想和魏源“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愛國思想的影響，認識到：取勝之道，自強之策，不僅在有赳赳之勇，而且要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興辦近代軍事工業。他還說：“查外洋之強，一則餉厚，一則令嚴，一則水陸器具精利。假使中國有厚餉，有精巧器械，慎擇能將，申明軍令行之，兵勇之強亦必不減外洋”，隻有這樣，“鴉片之患可除，國恥足以振矣。”
在“求富”、“自強”的思想指導下，左宗棠親自過問主辦了三項近代軍事工業；1866年，左宗棠在閩浙總督任內，於福建省閩江口岸開設了當時最大的船舶修造廠，即福州船政局，這是“中國海軍萌芽之始”，從1869年至1907年共造各式輪船40隻，它對海防、航運等都有一定作用；1869年創辦西安機器局，仿造新式武器彈藥：1873年，將西安機器局搬至蘭州，命名為蘭州機器局，翌年該局已能仿造西洋軍器，修理改造本國槍、炮器械。這三項軍事工業雖然規模大小不等，但它們在中國近代軍事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作為封疆大吏，左宗棠力所能及的創辦近代軍事工業無疑是正確的。首先，左宗棠繼承和發展了“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並將其付諸實現。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林則徐等人就認識到沒有大炮和輪船，不能和外國作戰，因此極力主張運用粵海關的收入來造炮造船。可惜當日朝野沒有響應，以致孤掌難鳴。在林則徐等人先進思想和近代西方工業化潮流的推動下，左宗棠比較清楚地看到了中國和西方在科學技術上的差距。他以東洋日本為例說：“彼此同以大海為利，彼有所挾，我獨無之。譬猶渡河，人操舟而我結筏；譬猶使馬，人跨駿而我騎驢，可乎?”指出“泰西巧而中國不必安於拙也，泰西有而中國不能傲以無也”。強調必須發展近代軍工。在清王朝閉關鎖國政策之下，左宗棠的所作所為的確是頗有遠見的。其次，左宗棠興辦軍事工業，是符合當時國內外形勢需要的。近代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列強的海上入侵，加深了中國的社會危機，左宗棠認識到兵不能強，則民不能富，“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在左宗棠等人的推動下，不但近代軍事工業有了一定的發展，而且對采礦、運輸、紡織、商業等民用工業的發展，也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第三，左宗棠辦理的三個近代軍事工業，在當時的戰爭中，特別是在抗擊外來人侵、保衛祖國領土主權方麵，發揮了效能。如在討伐阿古柏匪幫、收複新疆的戰爭中，由蘭州機器局製造、修理的軍火不斷送至前線，1876年，一次便供應清軍子彈2萬枚，使已經裝備了相當多的洋槍洋炮的清軍，在攻城奪地中“深得其力”。
左宗棠在引進西方科學技術、建立中國近代軍事工業的同時，十分重視對近代軍事人才的培養。1866年，左宗棠在籌建福州船政局時，一麵派人赴西方購置機器船槽，一麵在福建馬尾山上，開設了我國近代的第一所海軍軍官學堂——福州船政學堂“求是堂藝局”。在“求是堂藝局”中，學員既學西語，又學自然科學和理工學；既學製造方麵的技藝，又掌握近代海軍戰術和駕駛等方法。由於注意對西方科學知識的學習，改變了舊的軍事教育的傳統內容，培養出了一批適應近代軍事發展的優秀人才，如鄧世昌、林永生、嚴複、薩鎮冰、劉步蟾、林泰曾、詹天佑、鄭清濂等，均就讀於該學堂。左宗棠是按船未造出而先培養海軍人才的路子行事的。為什麼這樣做?這是因為左宗棠考慮到，“茲局之設，所重在學造西洋機器以成輪船，俾中國得轉相傳受，為永遠之利也”，“將來講習益精，水師人才固不可勝用矣”。對此，林則徐的女婿、船政大臣沈葆楨深有體會地說：船政局“創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學”。清政府也嘉諭“左宗棠大臣謀國，所見遠大。”
總之，左宗棠在引進西方軍事科學知識上所作出的種種努力，在一定程序上促進了中國軍事力量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