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後張大千去海外，先後在印度、巴西、美國等世界各地舉辦個人畫展。
1950年在巴黎與畢加索會晤，畢加索由衷地稱讚他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張大千在傳播東方藝術的同時也大膽汲取西方繪畫之長，開拓了山水畫的表現方法。
思鄉之情使得張大千在1978年回台灣定居，但他仍思念著海峽對岸的故土。晚年，他繪製了巨幅長卷《長江萬裏圖》，凝聚了他對故鄉的一片深情。
1983年，張大千逝世於台北榮民總醫院。張大千以他淵博的學識、令人景仰的成就，贏得了各國藝術界、評論界的尊重，增強了中國繪畫藝術在世界上的影響。他是中國偉大的藝術家，是中華民族的驕傲。聶耳
聶耳，原名守信，號子義，1912年2月15日出生在雲南昆明市一個中醫家庭。聶耳4歲時，父親就去世了，家境一天不如一天。母親雖然沒有讀過書，但她非常聰明，憑著跟丈夫行醫積累的經驗，還能坐堂把脈問診，勉強養家糊口。
聶耳自幼喜愛音樂，酷愛滇劇和花燈，一支簡陋的竹笛也能吹得五彩繽紛，甚得親友疼愛。他母親會唱許多優美的雲南民歌，包括在昆明等地民間廣泛流傳的洞經調、花燈調、洋琴調等，在給孩子們講故事時，常常情不自禁地唱起來，動聽的歌曲與歌曲裏的故事總是讓小聶耳著迷。雖然此時的聶耳還是個懵懵懂懂的幼童，但他從母親的歌裏認識了發起討袁護國運動的蔡鍔。蔡將軍的壯舉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習武從軍曾是少年聶耳的一大誌向。
1917年，聶耳入小學念書，十分刻苦用功。他10歲就學會了拉二胡、小提琴，彈三弦和月琴，開始顯露在音樂方麵的天賦。讀書期間，聶耳經常參加學校的各種演出活動，而且是骨幹和組織者。他們不僅在學校演出，還參加社會上的各種演出活動。
1924年，13歲的聶耳考入雲南第一聯合中學，初中畢業後因家裏無力負擔他的學費而考入省立第一師範。在這期間，他閱讀了很多進步書籍，積極參加學生運動，還曾寫過一篇《我之人生觀》，談到自己將來希望學工科，研究點藝術，做一個“並不是魯濱遜那種個人主義思想”的遊曆家，然後“以實地考察之所得以建設新的社會”，這在同齡人中間是個很了不起的抱負。
16歲那年，聶耳終於背著家人偷偷參軍，被編入十六軍湖南新兵隊受訓，後來報考黃埔軍校不成，又被軍隊遣散，無奈之中才轉而讀書、演戲、作曲，但尚武的精神、愛國的熱忱，始終根植於聶耳心中。1928年，聶耳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他利用這年的暑假，和“玉溪青年改進會”的會員專程回到家鄉，舉辦遊藝晚會，演出了《高矮人對話》、《賣花姑娘》、《孔雀東南飛》、《雨夜》、《送別》、《佳雀》等一批新劇和器樂協奏等節目。
1930年7月，聶耳為了逃避反動派的搜捕，離開昆明到上海，不久加入“反帝大同盟”，積極參加各種進步活動。第二年4月，聶耳考入明月劇社當小提琴師，並開始作曲。由於勤奮好學、刻苦鑽研，他的技藝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歌舞團中，因他的聽覺特別靈敏，大家都叫他“耳朵先生”，他聽了很高興，索性改聶守信為“聶耳”。
1933年，聶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入黨到遇難的兩年多時間裏，聶耳的藝術才華得到了充分發揮，在中國現代樂壇上留下了令人難忘的印跡：此間創作了《碼頭工人歌》、《大路歌》、《開路先鋒》、《賣報歌》、《畢業歌》、《新的女性》等鼓舞人心的群眾歌曲和《梅娘曲》、《塞外村女》、《鐵蹄下的歌女》等優美雋永的抒情歌曲。再加上他寫的其他歌曲和他根據民間音樂整理改編的《金蛇狂舞》等6首器樂曲，共有41部作品。在他一生中最光輝燦爛的時期，所取得的突出成績令人歎服。
而影響最大的當屬《義勇軍進行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了。“九·一八”事變後，日寇步步緊逼，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受左翼文藝運動影響的中國電通影片公司決定將田漢編寫的《風雲兒女》拍成電影，講述知識分子從夢幻的藝術生活毅然投身於抗日民族解放戰場的事跡。影片的主題歌由田漢作詞，聶耳負責作曲。聶耳接到歌詞後，以飽滿的熱情立即開始譜曲。在譜曲的過程中，因田漢已被捕入獄，他便與導演許幸之等人商量，把“冒著敵人的飛機大炮”改為“冒著敵人的炮火”，末尾因旋律的需要，聶耳又在“前進，前進”之後加了“前進，進!”聶耳吸收《國際歌》、《馬賽曲》的音調特點，又進行了民族化的創作，還精心安排原來長短參差的散文式歌詞，一氣嗬成，使歌聲顯得非常豪壯明快和堅決有力。
30年代中期，國民黨統治區出現了左翼文藝運動高漲與反動文化逆流針鋒相對的鬥爭。國民黨反動政府采取了公開鎮壓的手段來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1935年春，中共江蘇省委和左翼文化總同盟先後被破壞，田漢、丁玲、陽翰笙等左翼文藝家也相繼被捕。4月後，又傳來了聶耳被列入“黑名單”的消息。黨組織為了保護這位年輕的革命戰土，考慮到他渴望出國深造的願望，批準他先去日本考察，然後轉赴歐洲、蘇聯學習。於是他借口到日本去找做“牛皮生意”的三哥為名，於1935年4月15日，離開上海赴日。
在日本的初期，聶耳除了補習日語外，終日忙於參觀、考察活動。他曾以自己在日本的觀感為國內電影音樂刊物《藝聲》寫了《日本影壇一角》、《法國影壇》、《蘇聯影壇》等報導。但是，僅僅在3個月之後，於1935年7月17日下午，他與友人去藤澤市的鵠沼海濱遊泳時，不幸被無情的海浪卷走了他年輕而寶貴的生命。
聶耳是三十年代中共早期黨員，在他短短23年的生命中從開始革命音樂創作到去世，隻有不到兩年的時間。他卻在有限的時間裏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音樂財富和光輝的精神財富，他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征和時代精神，他是我國當之無愧的革命音樂的開路先鋒。他不朽的旋律，至今仍伴隨著中華民族繼續奮進不息。張愛玲
張愛玲(1920～1995)，現代著名作家，其小說擁有女性的細膩與古典的美感，對人物心理的把握令人驚異，而作者獨特的人生態度在當時亦是極為罕見。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內地掀起了一陣“張愛玲熱”，於是各大書店書城擺滿了《傾城之戀》、《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金鎖記》等等。張愛玲的著作，後來又強勢推出她的遺著《同學少年都不賤》，相應的也就產生了不少張愛玲迷。究其原因，除了她自身經曆的特別，更多的應該是創作的特別以及因為創作附著她身上所產生的魅力色彩。
1995年的9月8日，張愛玲一個人在紐約的公寓孤獨地離去。人們稱她為“本世紀中國最優秀、最驚恐不安，也最沉靜的女性作家”。她留下珍貴的手稿，留給我們很多照片，人們集結起來出版，於是很多人記得了這個隻給人側麵的女人。她有顯赫的家世，血液中有貴族的氣質流淌，雖然人們總在質疑中國有沒有貴族，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不得不承認張愛玲是高貴的，也許說不清楚高貴為何物，大家不能淺俗地以為，因為她總是把下巴仰得高高的。因為居高臨下，所以悲憫，所以慈悲，可是人畢竟活在實實在在的冒著冷氣或者熱氣的生活中，過高則空洞，回望的時候重心不穩易夭折，人們不會記得，像革命文學一樣，在階級鬥爭的滾滾熱潮和喧囂中，留給後人的是隔膜，因為時代的關係沒有辦法溝通和理解。人們常說音樂無國界，為什麼會這樣?因為它以情動人，情感是人類最普通最質樸的，創作是同樣的道理。因為不平我們憤慨，因為不公正我們力爭，因為惡習我們鞭撻。總有一種錯覺，張愛玲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因為她有一雙冷冷的眼睛，清冷的；有傲然的姿勢，人們不易親近；有孤僻的需要，人們看見是一個人的身影，正如她的死亡，我們不會覺得可憐，似乎隻有這樣才是最恰當的。是空洞的人生麼，或者豐盈?她隻是孤單地安靜地離開了，人們因為讀她的文字然後記得這個獨特的曾經被愛過，被眾人有距離傾慕的女人。可是她有走進人群的《金鎖記》、《十八春》、《傾城之戀》，看過，你說她不食人間煙火嗎?
有位評論家說：“我可以想像，她覺得最可愛的是她自己，有如一枝嫣紅的杜鵑花，春之林野是為她而存在。因為愛悅自己，她會穿上短衣長褲，古典的繡花的裝束，走到街上去，無視於行人的注目，而自個陶醉於傾倒於她曾在戲台上看到或從小說裏讀到，而以想像使之美化的一位公主，或者僅僅是丫環的一個俏麗的動作，有如她之為‘借紅燈’這美麗的字眼所感動，至於願使自己變成就是這個美麗的字眼那樣。這並不是自我戀。自我戀是傷感的，執著的，而她卻是跋扈的。”
這位評論家說，她就是這樣：“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基督在雞鳴之前祈禱三次：“主啊，如果可以移開這杯子，讓它移開吧!”而終於說：“既是主的意思，我將喝幹它。”於是他走向十字架，饒恕了釘死他的人們，並且給釘死在他旁邊的兩個強盜祝福。她就是這樣，總覺得對於這世界愛之不盡。
他說，她的這性格，在和她接近之後，我漸漸了解了。初初一看，似乎她之為人和她的作品是不相似的。因為，倘以為她為驕傲，則驕傲是排斥外界的，倘以為她為謙遜，則謙遜也是排斥外界的，而她的作品卻又那麼的深入人生。但我隨即發現，她是謙遜而放恣。她的謙遜不是拘謹，放恣也不是驕傲。
初見生人，她是拘謹的，想表達自己的意見，她是慌張的但據理力爭，她是智慧的因為洞察人情，她富有才華於是用直覺式的描述直指人心，細致的、體貼入微的、涼涼的、有距離的，她是一個憤世嫉俗頗具悲劇色彩的人物，但留給人的是淡淡的冷冷的眼，她熱情四溢卻用文字的手將它們按住形成內核，要你知道，這是張愛玲的文字。
她的文字讓人驚異，文字與文字間如中國的古典山水畫一樣總有一片空白，於是隻能細細地體味，放慢速度放鬆心情，可以不用看很多也會覺得自足，就像《同學少年都不賤》中趙玨的單戀，她說愛是沒有目的的，如果有，那就不是真的愛，於是在黃昏裏，路過時把臉輕輕地貼在喜歡的人晾曬的衣物上，感覺美但有一絲絲的酸。看書的節奏就這樣被她的文字掌控了，太快你始終不會明白。她的語言是有距離的，閑閑的，隻給你空間，懂的人自然明白，覺得意味深長。
張愛玲覺得人生是虛無的，是空乏的，是悲涼的，有濃黑的底子。
她說，生命是一襲華麗的袍子，上麵布滿虱子。何其尷尬!可是沒有人躲得過，幕布已經拉開，隻能繼續。
她希望獲得真情，但始終不信人世間存在所謂的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