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聞說過：“從文藝創作與欣賞者關係來說，藝術作品需要有個性，欣賞者也不能沒有個性。如果認為欣賞者的感受都一樣，這種判斷是荒唐的。‘知多偏好，人莫圓該’，這種不一樣是正常現象。為什麼呢?因為每一個欣賞者都具有特殊條件，都具有感受的個性，彼此的反應不可能完全相同。”事實上，正是這種欣賞者的個性，使藝術欣賞具有了主體性的特點，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例如，19世紀俄國作家赫爾岑，看完莎士比亞名劇《哈姆雷特》之後，被劇中人物的命運深深感動，不但兩眼流淚，甚至號啕大哭。與之相反，和他同時代的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看後卻十分冷漠，因為托爾斯泰對劇中主人公的評價不高，認為哈姆雷特是一個“沒有任何性格的人物，是作者的傳聲筒而已”。
藝術欣賞中這種主體性的特點，甚至可以使欣賞者實際獲得的藝術感受與藝術家原來的創作意圖之間，產生相當大的差距。例如柴可夫斯基作於1877年的《第四交響曲》，第一樂章中，圓號和大管奏出莊嚴、冷峻的音調，作曲家說“這是噩運，這是那種命運的力量”，“它是不可戰勝的，而你永遠也不會戰勝它”。然而，就連對柴可夫斯基的音樂感受極深的梅克夫人，也隻是說“在你的音樂中，我聽見了我自己，我的氣質，我的情感的回聲”而已。很明顯，一般的欣賞者自然更無法理解作曲家的初衷了。當然，也有相反的情況，有些具有較高藝術修養的欣賞者，對藝術形象的感受不但十分接近，甚至比藝術家本人想得更豐富、更深遠。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命運)，其引子是兩句短小而威嚴的動機，這一動機衍展至整部交響曲。對於交響曲的主題，貝多芬曾解釋為“命運在敲門”。然而，法國浪漫派音樂大師柏遼茲對主題的理解更加生動、形象，他認為“這簡直就像奧賽羅的憤怒。這不是恐慌不安，這是受了折磨之後暴怒之下的奧賽羅的’形象”。
綜上可知，主體性貫穿於藝術生產活動的全過程，包括藝術創作、藝術作品和藝術欣賞，主體性意味著創造性與創新性。所以我們說，主體性也是藝術的一個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