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運用古典的貨幣數量論的分析方法，成功地解決了重商主義的貿易收支自動平衡趨勢和利用外貿順差積累金銀政策主張之間的悖論。他的立場是，由於硬幣流通對貿易國的物價影響，每個國家的貨幣數量會在進出口相等時趨於均衡。由此可見，能決定一國吸引並保持貨幣數量的是該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或由其人口及其人民勤勞精神決定的生產能力，而不是該國的貿易順差。
第三，攻擊了重商主義者關於利率是由貨幣供給量決定的觀點，強調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他站在數量論的立場上指出，貨幣供給量的增加隻會簡單地提高所有價格而必然抵消為開支融資而增加的對貸款需求，使利率不受影響。因此，決定利率的是真實資本供給。在這裏休謨轉向自然的曆史研究方法。
第四，休謨還探討了政府管製市場的消極後果，尤其認為自由貿易對於所有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應該有顯著的有利影響，因此，任何伴隨的代價(屬於短期性質)都是值得承受的。
第五，休謨認為為了保持人們勞動的積極性，必須有一個適度的稅收規模。休謨一方麵讚同重商主義學派關於“貧困的效用”理論，認為增加稅收“會成比例增加人們的勤勞”，另一方麵他強調，由於經濟活動也受消費欲望的驅使，獲得消費目標的困難增長超過一定水平會導致失望。從稅收對勤勞刺激效果考察，應該存在最優稅收水平。
在休謨的經濟哲學中，他曾站在最高的道德立場上，對商業的和工業社會的合理性進行評價，休謨運用的道德判斷標準是從功利主義的倫理學中提取的。休謨認為人類經濟活動的前三種動機，即消費、有興趣的行動和快樂的欲望，是個人幸福的主要目標。經濟增長有助於所有這些目標的實現，並且最終有助於人類福利的整體改進。此外，休謨認為，經濟增長還有利於許多非經濟目標的實現，如有助於自由主義的和機械論的藝術的知識的增長，以及培養人性和同情意識；提高一個民族的精神的和經濟的力量來保護自己，並且，通過對知識和同情意識的增加的影響，推進對政治藝術與政治和諧的理解。
在分配理論方麵，休謨作為18世紀的經濟學家已不同於17世紀的經濟學家，不再由地租引出對利息的說明，而是把利息和利潤聯係起來。他認為利息和利潤存在相互影響，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沒有人會以低利潤為滿足。但他沒有明確指出利息是利潤的一部分。他揭示了利息率發展趨勢，認為利息率低是經濟發達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