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租、庸、雜徭悉省，但丁額不廢。
兩稅法把中唐極端紊亂的稅製統一起來，短期內曾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人民的負擔，並且把征稅原則由按人丁轉為按貧富，擴大了征稅麵，也對無地少產的農民有好處。但是實行中的弊病也確實不少。首先是長期不調整戶等。建中元年定兩稅時定戶已不嚴格，貞元四年(788)又詔令定戶等，並且規定三年一定，以為常式，但是許多地方的材料反映，自建中以後就長期沒有再定戶等，這樣就不能貫徹貧富分等負擔的原則。其次是兩稅中戶稅部分的稅額是以錢計算，由於政府征錢，市麵上錢幣的流通量不足，不久就產生錢重物輕的現象，農民要賤賣絹帛、穀物或其他產品以交納稅錢，無形中增加了負擔，到後來比之定稅時竟多出三四倍。再次是兩稅製下土地合法買賣，土地兼並更加盛行，富人勒逼貧民賣地而不移稅，產去稅存，到後來無法交納，隻有逃亡。於是土地集中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農民淪為佃戶、莊客者更多。由於這些弊病，它遭到當時很有影響的人物如陸讚等的強烈反對，但是他們拿不出更好的辦法代替它，隻是主張恢複租庸調，而租庸調已根本無法再實行，地主私有經濟的發展趨勢不可能逆轉，這種稅製也就成為後代封建統治者所奉行的基本稅製了。
折估
唐朝後期財政收支上市價和官價的相互折算。南朝宋、齊在征收賦稅時，往往把租折成綿絹。當絹布價廉時，又將折成綿絹的租和原來納布的調都折成錢征收。南齊時錢貴物賤，布價大跌，而官價仍照宋初舊估，百姓負擔加重若幹倍。唐朝從前期開始，市場上的貨物由政府估定牌價，按質好壞，分為上、中、下三等，是為官估。建中(780～783)以後，貨輕錢重，物價下跌，各地的實際物價被稱為時估，又稱實估。兩稅中的戶稅，以錢定稅。定稅數額，皆用緡錢計算，納稅之時，又折為綾絹。由於物價下跌幅度太大，四十年間，絹一疋由四千文降為八百文，米一鬥由二百文降到五十文以下，按原定稅錢數額折納實物，百姓負擔無形中增長四五倍，大大超出了農民的負擔能力。因此，中央政府又定出一個高於實估，接近建中元年初定兩稅時物價的價格，稱為虛估。因為是尚書省所定，所以又稱省估。尚書省戶部的度支司在接受各地的稅物和把物資發給各政府部門時，都要增長本價，即按虛估折算，稱為折估。官吏的俸祿，布帛部分也按虛估付給。地方官吏在把稅物送交中央時均按照省估，而留州和送交節度使或觀察使的稅物則按照實估即時價征收。元和三年(808)裴咱為相，奏準留州、送使的錢物，一切令依省估征收，由此唐後期財賦主要基地江淮一帶百姓的負擔有所減輕。其後，唐政府又規定，兩稅中折納的絹帛，按一定比例，一部分按虛估即省估征收，一部分按實估即實價征收。但事實上，各地官吏以實估征斂的情況一直沒有停止。
上供、送使、留州
唐朝後期逐步形成的朝廷和地方分割賦稅的製度。即將中央政府直接控製的各州的賦稅分為三：一部分上交給中央政府；一部分輸送於節度使、觀察使府，亦稱留使；一部分留作本州用度。
安史之亂以後，政府控製的戶口十亡八九，州縣多為藩鎮所據。當時軍國費用，依靠度支使、轉運使臨時籌措，各地軍鎮由節度使、團練使等就地自己籌款。駐有重兵的地方都截留大宗賦稅自行花費，輸入於朝廷的無幾。建中元年(780)初行兩稅法，派黜陟使到各地與觀察使、刺史確定各州府征稅總數，以及送使、留州的錢物和糧食數字，初步確定了中央和使、州各得賦稅的份額。但由於不久就爆發了對藩鎮的戰爭，各地節度使和州縣多違法聚斂，有的不僅自己不按規定上交，還截留度支使由他州取得的上供錢帛。朱泚之亂平定後，唐德宗專意聚斂，各地方長官投其所好，常賦之外，進奉給皇帝作為私收入的貢納不息。有的節度使即以常賦入貢，名曰“羨餘”，有的則以進奉為名，矯稱密旨，以便加斂百姓。所得大部分進入節度使、觀察使和刺史的私囊，進奉給皇帝的隻有十分之一二。
順宗、憲宗統治的一個短時期內曾罷除了進奉及兩稅外的征斂。憲宗時又正式分天下之賦為上供、送使、留州三部分。宰相裴咱還奏請諸道留使錢物，先以治所所在州賦稅充，不足再取給於屬州。各州剩餘的送使錢物與原應上供者皆輸於度支。
定戶
封建政府將編戶按貧富高下定戶等的製度。三國時，曹操為了表率群下，每年征調稅物前都令譙縣令評定他家的資產。譙縣令曾評定他家和曹洪家為同等，曹操說：我家的資產哪裏比得上子廉(曹洪字)!可見據資產評定戶等早已有之。北魏獻文帝時，根據貧富為租輸三等九品之製，上三品戶輸入京師，中三品戶輸入他州要倉，下三品戶輸入本州。這是根據戶等高低定租糧送達的遠近。北齊文宣帝受禪，始立九等之屍，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按戶等的高低來決定稅錢或服役，可能是一種臨時性的措施。北齊河清三年(564)令規定，人一床(一夫一婦)墾租二石，義租五鬥。“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其賦稅常調，則少者直出上戶，中者及中戶，多者及下戶。上梟輸遠處，中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賦稅常調的征收和送租的遠近，均與戶等有關。西魏蘇綽作《六條詔書》，其中有：“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係之於守令。”足見西魏賦稅徭役，也要參酌貧富等第。隋代高頰向隋文帝楊堅建議，由中央政府製定劃分戶等的標準，叫做輸籍定樣，發到各州，每年正月初五縣令派人到鄉村，以三黨、五黨(一黨為一百家)為一團，依定樣確定戶等。
唐朝建立後，唐高祖李淵於武德六年(623)下令將民戶按資產定為三等。貞觀九年(635，一作武德九年)三月又以為三等未盡升降，改為九等。按規定，戶等每三年審定一次，由縣注定，州複核，然後注入戶籍申報到尚書省，每定戶以仲年(子、卯、午、酉)、造籍以季年(醜、辰、未、戌)。定戶等是造戶籍的重要步驟之一。
在實行均田製的時期，租、調、徭役(庸)雖然是按丁征收和調發的，但受田先後，租調、地稅的蠲免，正役和雜徭征發的先後，衛士、征人的揀點，租調送交的遠近，則都是以戶等的高低為依據的。戶稅按戶等征發；地稅從高宗永徽二年(651)到玄宗開元二十五年(737)期間，也是按戶等高低征收的。因此，戶等高低與每丁租庸調的數量雖沒有關係，但與農民賦役負擔的輕重卻有著密切的關係。
安史之亂後，按戶等交納的戶稅數額提高，成為農民的主要負擔之一。特別是兩稅法實行後，按丁產定戶等，按戶等稅錢，按土地多少稅糧。戶等直接成為賦稅輕重的標準之一，與農民負擔的關係更為密切。但兩稅法實行後卻長期不調整戶等，貞元四年(788)，唐德宗李適詔天下兩稅更審定等第，仍令三年一定，以為常式。此後，唐朝政府也不斷重申此令，然而由於戶等高低直接涉及地主官僚的利益，故不被認真執行，三年一定的規定實際上成為一紙空文。
官戶
唐代隸屬官府的一種賤民。又稱番戶。唐律規定，謀反及大逆者，本人及父、子年十六以上皆處死刑，其餘依法相坐的男女及奴婢沒官，謂之官奴婢。官奴婢經一次赦免為官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官奴婢初配沒時，刑部都官司將有技能的按所能分配諸司，諸如少府、將作監和諸州所屬的各種手工作坊；無技能的分配到司農。被免為官戶者，仍隸司農和諸司，專立籍賬，在州縣沒有戶籍。官戶在本司分番勞動，一年三番，每番一月。十六歲以上的都要當番；但也允許納資代役。其中長上服役的，則衣糧由官府供給。
官戶的法律地位和部曲一樣，比良人低一等，比奴婢高一等。量罪定刑時，比良人重一等，比奴婢輕一等。依戶令，官戶當色(同類)為婚，不能和其他等級的人通婚。所生子女亦為官產。年六十及廢疾者，免為雜戶；年七十則免為良人。
土戶
通常是指在本地戶籍上登記的國家編戶。在南北朝時，它相對於流民、僑民、城民，也稱為土著、土民；在唐代，相對於客戶，被稱為土戶(主戶)、居人。
南北朝時期，戰亂頻繁，流民往往在豪強大族的控製或影響下形成有勢力的集團向外流徙，本地的土民也在豪強大族的控製或影響下形成土民集團。因此，不斷發生所謂“客主勢異，競相淩侮”的土客矛盾。北朝時期，除“土客矛盾”之外，又有所謂“城土矛盾”。這是因為鮮卑拓跋貴族憑借其部落兵入主中原，在中原各地依城立鎮，士兵及其家屬城居，稱為“城民”。這種城民往往以征服者自居，“城民陵縱，為日已久，人人恨之，其氣甚盛”，從而爆發“城土矛盾”。它實際上是當時政府與地方勢力之間矛盾的表現。因此，這一時期土、客之間隻是在地域、戶籍上的區別。
隋唐統一之後，推行均田和租、調、徭役製，自耕農數量增加。這時所謂土戶，一般指在本土受田納租調和服役的均田民。隨著賦稅徭役的增加，土地兼並激化，大批均田農民破產，背井離鄉成為流民。到唐德宗時，杜佑指出全國土戶與客戶共三百餘萬戶，其中土產隻占五分之三。德宗說，“百姓有業懷土為居戶，失業則去鄉為客戶”，這是指客戶中的大多數，他們是喪失產業的貧苦農民。但是，當時也有不少官僚或一般地主，為了規避賦役，把產業轉移到他州外郡，成為寄住戶、寄莊戶，也是客戶的一部分。因此，唐中葉以前，土、客(或主、客)之間，仍然主要是戶籍和地域上的區別。
建中元年(780)兩稅法頒布，規定“戶無土(亦作“主”)客，以見(現)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土戶(或主戶)、客戶的含義又增加了一層新的內容。不論原先是土戶還是客戶，隻要擁有資產，均成兩稅戶，列入現居地的正式戶籍，而雇農、佃農等客戶，因為沒有資產，不是兩稅戶，則不列入國家正式戶籍。自此以後，列於正式戶籍的兩稅戶通常隻稱主戶，不再與土戶通稱。這種作為兩稅戶的主戶，雖包括地主、自耕農、半自耕農，並非一個階級，但均屬“有產者”；而作為雇農、佃農的客戶，則明顯地屬於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經過唐末、五代，到宋代主戶與客戶的區別，成為地主及自耕農與佃農的區別。那種僅限於地域、籍貫不同的土、客戶雖仍在習慣中保留，但在史籍記載中土客含義已經發生了很深刻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