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農業科技大視野1(4)
雜戶
屬賤民階層。產生於南北朝時期。鮮卑拓跋部在統一北部中國的過程中，往往把俘虜作為官府役使的各種特殊戶口，如工匠、樂人、屯、牧等雜役人，因為名色繁多，故稱為百雜之戶，即雜戶。他們的名籍寫在赤紙上，子孫相襲。北魏不僅將俘虜配給官府作為雜役入戶，而且也把犯罪入官的人戶配沒為雜戶。因為俘虜和囚犯同被賤視，同樣具有奴隸性。在北朝史籍中，常見以雜戶充作賞賜的記載。
北魏末，東西魏分立。東魏都鄴，洛陽官府所屬隸戶(即雜戶)隨之轉移到鄴，經曆北齊，因仍不改。北周建德六年(577)，周武帝滅北齊，下詔“凡諸雜戶，悉放為民”，從北魏洛陽官府遺留下來的雜戶到這時被放免了。但這並不意味全部雜戶的放免和雜戶名目的消失，實際上北周直到隋唐都有雜戶存在。北朝雜戶不屬州縣，因而也不承擔租調徭役。他們由所屬官府役使，職業世襲，不準自由經營，不準與良人通婚。史籍記載，雜戶是與奴婢有區別的，但他們仍然是低於良人的賤民。
唐代的雜戶，除一部分為前代所遺留者外，也有一部分是新以俘虜配沒及犯罪沒官配隸諸司的人戶。唐朝法律對雜戶的經濟權益、身份地位作了明確規定。按唐律規定，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一免為番戶(官戶)，再免為雜戶，三免為良人。據法令，雜戶遇赦應即免為良人。由此可見，雜戶的身份高於官奴婢及番戶，其籍附州縣，而番戶卻屬本司。番戶、雜戶上番服役的番數也不同，番戶一年三番，雜戶二年五番，番皆一月，計雜戶一年上番七十五日。年十六以上當番，若不上番，可納資代役(官奴婢卻是長役無番)。如果雜戶被留長上者，由官府配給口糧，丁口每日給三升半，中男三升，其他家口依其性別、年齡分別差等給糧。雜戶老免、進丁受田依百姓例，所不同者，良人給園宅地，三人一畝，雜戶屬賤色則五人給一畝。又各於本司上下，職掌課役，不同於百姓。誠然均田令沒有嚴格施行，受田額與法定數相差甚遠，可是在法律上確認了雜戶可以擁有土地，每年除一定時間在本司上番外，有一部分時間個體經營，形成少量的私有財產。律令還規定，雜戶雖籍附州縣，但仍是賤民，若詐賤為良，要處以徒刑。雜戶隻能當色(同類)為婚，甚至良人收養雜戶子為己子亦要治罪；倘若發生鬥毆，雜戶毆打良人罪加一等，反之則減一等；如發現雜戶逃亡，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概而言之，唐代雜戶的社會地位低於良人，高於奴婢，在賤民階層中略高於官戶，與太常音聲人相等，接近良人，而官戶則接近奴婢。唐代雜戶是北朝雜戶製度的繼續和發展。雜戶除了伎作、屯、牧之外，其中絕大多數應是在官府各機構充當非生產的雜差，仍是供給官府役使的各項特殊人戶。封建國家對雜戶是不完全的人身占有，雜戶既與被視作財產的奴婢不同，又與編戶有別，其地位大致與部曲相似，隻不過部曲隸屬私人，而雜戶隸屬國家，可以說這類人戶的身份接近於農奴，或者說是農奴化的人口。
括戶
通過檢查戶口，將隱漏不報和逃亡人口搜括出來，遣送還鄉或就地入籍。又稱括客。這種清查浮客的活動，曆代均有。東魏末，高隆之為河北括戶大使，是以括戶名使的第一次見於史籍。隋朝的租調徭役和唐朝的租庸調都以人丁作為征發對象，因此封建國家十分重視對戶口的控製，嚴禁百姓逃亡。隋朝建立後，在山東地區檢括戶口，乞伏慧在曹州檢括得戶數萬，令狐熙在滄州令隱戶自歸首，至者萬戶。開皇三年(583)大索貌閱，其後又實行輸籍之法，大業五年(609)又進行貌閱(也有學者認為大索貌閱實隻大業五年一次)，也都是為了把隱漏、逃亡的農民變成國家控製的編戶。
唐朝建立後，高祖武德四年(621)、太宗貞觀十六年(642)都曾下詔檢括戶口。高宗、武則天以後，土地兼並發展，農民土地日益減少，無力負擔賦稅徭役，被迫棄家離鄉。特別是武則天晚年，賦役繁重，迫使大量農民逃亡，出現了“天下戶口，亡逃過半”的形勢，於是武則天遣十道使括天下逃戶。敦煌發現的唐代文書中，有武則天長安三年(703)關於檢括甘、涼、瓜、肅等州所居停的沙州逃戶的牒一件。《吐魯番考古記》中也著錄了武則天時期的上括浮逃使狀一件。說明這次括戶確是在廣大地區實行了的。
唐代最大的一次括戶是玄宗開元九年至十二年(721～724)由宇文融主持的。開元初年，農民逃亡的情況繼續發展，他們有的逃入山林或到他鄉開墾土地耕種，有的逃入城市充當雇傭，更多的則成為地主隱匿的佃客和傭保(在逃亡隊伍中也存在著極少數地主)，還有許多人製造偽勳和充當色役以逃避徭役。為了增加封建國家的財賦收入，擴大徭役、兵役的來源，開元九年宇文融建議檢查色役偽濫，搜括逃戶。二月，唐玄宗下令州縣逃戶限百日內自首，並令宇文融充使推勾。由於逃亡農民隻有準令式合附者，才能“所在附籍”，其餘的一律要“牒還故鄉”，因此受到農民的抵製。唐朝政府被迫改變逃戶自首的條件。開元十二年，玄宗在《置勸農使安撫戶口詔》中明確規定：“先是逋逃，並容自首。如能服勤壟畝，肆力耕耘，所在閑田，勸其開墾。”允許農民所在附籍，不再提牒還故鄉。唐玄宗再次任命宇文融兼充勸農使。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二十九人並攝禦史，分往全國各地，檢括逃戶和籍外田，對新附客戶免除他們六年的租調徭役，隻收輕稅。這次檢括，效果很大，諸道括得客戶八十餘萬戶和相應的田畝。開元十八年，裴耀卿建議以括出客戶營田，大約未被采納。開元天寶年間，曾以括出客戶置縣，足見各地客戶數量之多。此後，由於土地兼並規模更加發展，農民失去土地更加嚴重，賦役日益繁重，農民逃亡的情況越來越多，唐王朝不斷下令檢括逃戶，但逃戶問題始終沒有能夠解決。
沿納
宋兩稅附加稅名。源自唐末五代，是在兩稅以外臨時加派的各項稅目錢物逐漸固定下來而形成的。計有農具錢、橋道錢、鹽錢(綢絹、綿、米)、曲錢、加耗、鬥麵、腳錢、率分紙筆錢、鋪襯蘆茇、析生望戶錢、軍須錢、牛皮錢、甲料絲、鞋錢、公用錢米等等，各地名品煩細，其類不一，隨夏秋兩稅送納。宋朝統一後，廢去一些，絕大多數沿襲下來，統稱沿納，又稱沿征或雜變。明道二年(1033)，曾下詔將沿納物以類並合為一，悉除諸稅名。可是直至宋末，有些稅名仍然存留。唐末五代，江東西釀酒才納曲錢，食鹽才輸鹽米，宋代則江南榷酒仍收曲錢，民不得鹽而入鹽米，某些沿納的征斂，比五代還要苛刻。
支移
宋代賦稅輸納方式之一，實際上是賦稅與勞役相結合的又一種兩稅加稅名目。賦稅輸納有固定的地點、倉庫；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支移始行於河北、河東和陝西等路，以便充實邊境軍儲。有些地區的支移，則是一州一縣的“遞趲”。如廣南西路欽(今廣西靈山)、橫(今廣西橫縣)二州每年支移苗米，納於邕州(今廣西南寧)太平寨諸寨，廉州(今廣西合浦)再支移於欽州；白州(今廣西博白)複支移於廉州。元豐七年(1084)規定，陝西沿邊支移毋過三百裏；元祐二年(1087)又規定，以戶等高下區分支移的遠近，第一、二等戶主百裏，第三、四等戶二百裏，第五等戶一百裏；不願支移而願納道裏腳錢的，也按三等折收。起初，稅戶因路遠物重，多攜現錢至支移所在糴糧米輸納，沿途稅務要根據攜帶現錢多少征收過稅。道裏腳錢的辦法頒布之後，對稅戶相當普遍地實行了這項辦法，於是，腳錢演變成為一項固定的附加稅。元祐初，陝西鬥輸腳錢十八文；至崇寧中，一向不支移的京西路，所輸腳錢每鬥竟至五十六文，幾乎相當於元豐年間所輸正稅之數。廣德軍(今安徽廣德)苗稅一石，貼納腳錢為三鬥七升，在建中靖國元年(1101)以前已隨正稅繳納。腳錢也反複折變，不斷加碼。
職役
宋代役法之一。也稱吏役。封建國家按照戶等高下，輪流征調鄉村主戶擔任州縣公吏和鄉村基層組織某些職務，稱差役。這些職務如由封建國家出錢雇人擔任，則稱“雇役”。差役、雇役、保役及義役都是實行職役的方法。
宋代官府按照稅錢、物力等的多寡，將鄉村民戶劃分為五等，再按戶等的高下及丁口多少輪差相應的色役。差役分為鄉役、州縣役兩大類：①鄉役，是指在鄉村基層組織“鄉”、“管”或“耆”中擔任頭目和一般辦事人員。包括裏正、耆長、戶長、壯丁等。裏正為一“鄉”之長，負責催督賦稅，在鄉村第一等戶中輪差，役滿後，勾集去州衙擔任衙前。鄉書手隸屬於裏正，為文書會計，輪差第三或第四等戶。耆長和戶長是一“耆”或一“管”之長。耆長負責督捕盜賊和防止煙火，輪差第一、二等戶。戶長承受官府的符帖催稅，輪差第二等戶。壯丁隸屬於譽長，輪差第四、五等戶。②州縣役，是指在州縣官府中擔任公吏，包括衙前、人吏、承符、散從、步奏官、弓手、手力、院虞候等，還有雜職、鬥子、揀子、掏子、秤子、倉子、解子、攔頭、醫人、所由等。衙前在州衙管理府庫，運輸上供官物，籌辦時節宴會，送迎官吏，管理館驛；衙前有軍將至左右押衙、都知兵馬使等階，任職日久，一般升到都知兵馬使，可出職補官。人吏或吏人，主管文書等，州衙的人吏在雇募不足時，選差中、下戶任職；縣衙的人吏，有押司、錄事等，選差有田產並諳熟公事的鄉戶任職。承符、散從、步奏官，分屬州衙各曹，負責追催公事，選差鄉村第三等以上戶或坊郭戶(有的地區實行雇募)。其下有人力當差。弓手，隸屬於縣尉，“專捉盜賊”，輪差第三等戶。手力，在縣衙負責追催公事和在城賦稅，輪差第二、三等戶。院虞候、雜職，依承符、散從官例，選差鄉戶。鬥子、庫子、秤子、揀子、掏子、倉子等，是州縣倉庫的下級管理人員，選差下戶或中戶“有行止人”充當。攔頭在村店要津設卡收商稅，差第五等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