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郭戶
唐代以來即稱城市居民為坊郭戶。宋代坊郭戶包括居住在州、府、縣城和鎮市的人戶，以及部分居住在州、縣近郊新的居民區——草市的人戶。宋朝依據有無房產，將坊郭戶分成主戶和客戶，又依據財產或房產的多少，將坊郭戶分成十等。坊郭上戶中有地主、商人、地主兼商人、富有的房產主等，坊郭下戶中有小商小販、手工業者、貧苦秀才等。按宋朝法律規定，坊郭戶須承擔勞役，繳納屋稅、地稅等賦稅。由於統治中心設在城市，官府對坊郭戶的臨時攤派“科配”，也往往比鄉村戶為多。
形勢戶
唐五代，已出現“形勢”一詞，用以指地方上有勢力的豪富之家。宋朝的形勢戶包括官戶和充當州縣衙門的公吏、鄉裏基層政權頭目的上戶。其中官戶占少數，吏戶占多數。與形勢戶相對稱的平戶，則包括形勢戶以外的全部人戶。形勢戶是宋朝封建統治的基礎，宋皇朝依靠形勢戶管理國家，統治人民。在法律上，形勢戶中的吏戶沒有特定的權利。但是，形勢戶依仗當官做吏的權勢，為非作惡，卻是史不絕書。宋朝對形勢戶在納稅、租佃官田、向官倉出售糧食等方麵定有禁約。北宋初，在各州府專設“形勢版簿”，南宋時又改為在稅租簿上用朱筆標明“形勢”兩字。規定形勢戶比平戶須早半月納稅，如拒不納稅，要加重刑罰。
通檢推排
金代清查人戶的人口、驅奴、土地、車馬、資財，核定其財產總額的製度。據以征收物力錢(財產稅)，並排定戶等，征發差役。金初對人戶三年一籍。金世宗完顏雍大定四年(1164)，以貧富變更，賦役不均，始行通檢，分遣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三人(一說二十四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由於標準不一，一些官吏又以苛酷多取為功，因而出現諸路不均，百姓無法承受的弊害。金世宗在次年發布了“通檢地土等第稅法”，使輕重不均的現象有所改善。十五年，世宗又命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推排在手續上較通檢簡化。二十年底，在猛安謀克人戶內也開始進行推排，先自中都路起，然後於二十二年八月在外路推行，辦法是“集耆老推貧富，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分為上、中、下三等”。大定二十六年又分路推排，總計全國物力錢約為三百餘萬貫。其後，金章宗完顏壕泰和八年(1208)又進行過全國性的推排。此外，在一些受水災和兵荒的地區又往往隨時遣官推排，以濟貧乏。這一製度的實行，雖不免有官吏苛增物力，為害百姓的事，但對均平賦役仍然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科差
元朝賦稅名目之一。包括三項：①絲料。窩闊台汗滅金後，在1236年將北方原金統治區居民分封給諸王、貴族和功臣，規定居民每二戶出絲一斤輸於官，每五戶出絲一斤輸於本投下。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後，改為每二戶出絲二斤輸於官，每五戶出絲二斤輸於本投下，合計每戶每年出絲料一斤六兩四錢(按一斤十六兩計算)，稱二五戶絲，其中交給各投下的稱為五戶絲。凡不曾分撥與各投下的居民，也要交一斤六兩四錢絲，全數歸官府收受。諸投下應得五戶絲，原來可以直接派人去分封地征取，流弊極大。忽必烈即位後，下令二五戶絲全部上繳國庫，每歲令各投下差人到中書省驗數關支。②包銀。金朝滅亡前後，河北、山東軍閥林立，對人民肆意掠奪，賦稅名目極多，毫無限製。真定軍閥史氏對此加以改革，將各項賦稅合而為一，統一征收，稱為包銀，以後其他各地軍閥也相繼施行。1251年，蒙古國定漢地包銀額為每戶六兩，各地地方長官提出異議，改為四兩，並許一半折輸他物。忽必烈即位後，推行鈔法。包銀改為以鈔輸納，每戶鈔四兩。當時發行的中統鈔二兩(貫)同白銀一兩，所以實際上比原額減低了一半。元代紙幣不斷貶值，政府根據白銀與紙幣比值的變化而對包銀額加以調整。延祐七年(1320)，又在江南征收包銀，對象是商人和回回人戶，每戶銀二兩，折合至元鈔十貫(等於中統鈔五十貫)，可以推知北方包銀也應改為同樣數額。江南包銀在至治二年(1322)即停征。③俸鈔。蒙古政權統治下各級官吏並無俸祿，都以克剝人民為事。忽必烈即位後，始定官吏俸祿。至元四年(1267)，令繳納包銀的民戶每四兩增納中統鈔一兩，稱為俸鈔，專作官吏俸祿之用。俸鈔實際上是包銀的一部分，所以一般記載隻說科差包括絲料、包銀兩項。
負擔科差的主要是民戶，還有醫戶、獵戶等，軍、站、僧、道、儒等戶均免征。民戶中根據交納科差種類、數量的區別和隸屬關係的不同，又有各種不同的名目。在各類戶中，包銀、絲料“俱各驗貧富品答均科”。也就是說，每戶的定額隻是一個平均數，實際上則是按各戶貧富不等、戶等高低而分別攤派不同的數額。據至元四年統計，科差所入絲一百零九萬六千四百八十九斤，鈔七萬八千一百二十六錠(一錠五十兩)。
窩闊台汗在1236年曾宣布“依仿唐租庸調之法”，來製定賦稅製度。元代有人說：“包銀，謂民納鈔，包以充差發，即古之庸也。絲線，亦差發，古之調也。”元代北方的賦稅製度與前代的租庸調製是有密切關係的，科差(包銀、絲料)就是庸調的繼續。但唐代租庸調以人丁為本，元代的科差則以戶為本(稅糧仍以人丁為本)，而且收絲不收布，反映了北方家庭養蠶業的發達，這是兩者不同的地方。
稅糧
元朝主要賦稅項目之一。以征收糧食為主，故得此名。其征收辦法，南、北不同。北方的稅糧分為丁稅、地稅，因戶而異。大體有以下幾種情況：①工匠、僧道、也裏可溫、答失蠻、儒人等戶，都是“驗地”(按占有的地畝數)繳納地稅，每畝三升。②軍戶、站戶占有土地四頃以內的可以免稅，四頃以上要按畝納地稅。③民戶、官吏、商賈等“驗丁”納丁稅。成丁的年齡估計是十五歲。丁稅每丁粟兩石，驅丁(即驅口)減半。凡當丁稅者不納地稅，反之，當地稅者也不納丁稅。但是，由於前兩類戶與後一類戶之間，互相買賣土地，以致發生納稅混亂。常常有一戶同時負擔丁稅和地稅的情形。南方的稅糧分為夏、秋兩稅。秋稅按畝征糧，稅額沒有統一的標準，各地區差別很大，同一地區內也因土地好壞分很多等級，有的低至一兩升，有的高達兩三鬥。夏稅征收的辦法各地不一，有的地方征收糧食和絲、綿、布等實物，有的地區則征收貨幣(鈔)。據某些地區資料估算，夏稅約當秋糧的一半。元朝統一江南之初，隻在江東、浙西征收夏稅。元貞二年(1296)起，在浙東、福建、湖廣等地征收夏稅，後來江西也征收夏稅。元代江南夏、秋兩稅的稅額是沿襲宋代的，但在延礻右七年(1320)政府下令每鬥添加兩升，即增收百分之二十。
在征收稅糧時，無論南北，都要加收鼠耗、分例。按規定，每石稅糧加征七升。各級官吏還常與地方上豪強地主相互勾結，巧立名目，進行剝削，因此，一般百姓的稅糧負擔要比法定數額大得多。有的每石外加五鬥，有時甚至一石稅糧實際要交三石之多。
站戶
元朝戶籍名稱之一。因政府簽發部分人戶專門承擔站役，故得此名。元朝為了“通達邊情，布宣政令”，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周密的站赤係統。站有水、陸之分，水道用船，陸道以馬、牛、狗等作交通工具，故又有船站戶、馬站戶、牛站戶、狗站戶等名稱。各種站中以馬站為最普通，馬站戶的數量也最多。據統計，全國驛站共有一千五百餘處，以每站平均二百戶計，站戶約達三十餘萬戶，實際數字可能更高。
站戶承擔的站役主要包括三個方麵：①陸站站戶養馬、牛、狗等，水站站戶則備船；②馬站出馬夫，稱為兀剌赤，水站出船夫；③部分站戶需向過往人員供應首思(原意為湯汁，元代以此指驛站過往人員的飲食分例)。江淮以北農業區的站戶，大致平均四戶養馬一匹，每戶可免四頃土地的地稅，江淮以南對養馬戶數沒有限製，但規定同養一匹馬的諸戶總共可免稅糧七十石。站馬來源不一，有的由國家出錢購買，發給站戶飼養應役；有的由驛站所在地區諸色戶計共同出資購買，發給站戶；有的則由站戶自行購置。不管來源如何，一旦倒斃，都由站戶賠補。站戶除可以免稅的田畝稅糧之外，其餘部分仍須納稅。供應首思的站戶可以免除和雇、和買、雜泛差役，有一部分地區的站赤由官府供應首思，這些站赤的站戶與民戶一樣承當和雇、和買、雜泛差役。牛站戶、狗站戶和船站戶的情況與馬站戶差不多。
站赤是當時最便利的交通體係。元朝政府規定，隻有軍政事務才許乘驛，而且必須持有鋪馬聖旨或圓牌，作為憑證。但是王公貴族、上層僧侶和各級官吏紛紛巧立名目，乞求鋪馬聖旨和圓牌，任意乘驛。站道上往來人員日益增多，站馬因使用過度不斷倒斃，馬夫疲於奔命，首思供應不斷加多，站戶的負擔愈來愈重。牛、狗、船等各站戶的負擔也是一樣。再加上站官多方勒索，站戶中的富戶又與官吏相互勾結，逃避站役，把負擔轉嫁給一般站戶，因而站戶日益貧困化，許多人被迫逃亡。為了防止站赤製度廢弛，元朝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發放救濟物資，限製鋪馬聖旨和圓牌的使用，重新簽發站戶進行補充等，但是效果都很有限。元代後期，站戶消乏和逃亡已成嚴重問題，站赤的運行受到很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