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班銀
明代定期當班工匠繳納的代役銀。明代官手工業中的工匠，大都由匠戶承擔。洪武十九年(1386)法令：工匠以三年為班，輪流到京師服役三個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二十六年改定為一年至五年五種輪班法。景泰五年(1454)實行全國輪班匠劃一為四年一班。服役地點，洪武年間集中在南京，永樂遷都後以北京為重點。輪班匠隸屬於工部主管，為工部所屬的作坊工場和臨時工程供役。班匠除赴京輪班外，也有因特殊製作的需要而存留於本府，執役於織染局和禦器廠等處，稱存留。輪班、住坐和存留都是一種勞役形式。所提供的勞動都是無償勞動。工匠每應一班，雖名為三月，實際連同路程往返，往往需六七月，此外還受到官吏與作頭的勒索；工匠為服役，常常要借錢物絹帛，甚至典賣田地子女，故消極怠工、粗製濫造或浪費原料，乃至逃亡時有發生，明政府屢禁而不能止。明代中期，隨商品生產的發展，貨幣經濟的上升，政府對輪班匠製度進行了改革。
成化二十一年(1485)規定輪班匠可以銀代役。凡願出銀者，每月每名南匠出銀九錢，北匠出銀六錢，不願者仍舊當班。弘治十八年(1505)，規定每班征銀一兩八錢，遇閏征銀二兩四錢。嘉靖四年(1525)補充規定，工匠無力者，亦隻令上班，不許一概追價類解。八年後令南直隸等處遠者納價，北直隸等處近者當班，各從民便。嘉靖四十一年規定，班匠通行征價類解，不許私行赴部投當。當時各省工匠共十四萬二千餘人，每年征銀六萬四千一百多兩。此法實行後，官手工業中隻剩下存留軍民匠一萬二千餘名，官手工業明顯衰落，值班匠隻要繳納匠班稅，就可自由經營，不再服役。官府所需產品，越來越依靠市場，從而推動了商品生產的發展。
明朝政府因匠戶逃亡嚴重，改征匠班銀，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並不曾真正解除手工工匠所受的封建勞役的束縛，因為匠班銀就是基於匠戶所具有的封建勞役義務的身份關係交納的；並且這一勞役剝削方式的改變，也僅限於輪班工匠，住坐工匠仍照舊供役。
三餉
明末加派的遼餉、剿餉和練餉三項賦稅的合稱。①遼餉亦稱新餉，始征於萬曆四十六年(1618)，主要用於遼東的軍事需要。到四十八年止，全國除貴州等少數地區外，平均每畝土地加征銀九厘，計五百二十萬零六十二兩。天啟時，並征及榷關、行鹽及其他雜項銀兩。崇禎四年(1631)，又把田課由九厘提高到一分二厘，派銀六百六十七萬餘兩，除兵荒蠲免，實征銀五百二十二萬餘兩，另加關稅、鹽課及雜項，共征銀七百四十萬八千二百九十八兩。②剿餉為鎮壓農民起義的費用，總數兩百八十萬兩，主要也征自田土。原議隻征一年，實際上從崇禎十年起，直到十三年才被迫停止。③練餉是崇禎十二年根據楊嗣昌的提議征派的，名義是訓練“邊兵”，加強九邊各鎮防禦力量，實際是為了對付農民起義。此餉共征銀七百三十餘萬兩，其中田賦每畝加一分，約占總數一半以上。
三餉的加派反映了明末統治的腐敗，使已經激化的社會矛盾更趨尖銳，並成為明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朝統治者入關後，為籠絡人心，曾下詔蠲免三餉，但沒有認真實行，特別是遼餉中的九厘銀，不久即被編入《賦役全書》，成為田賦的正式份額，終清一代，再未蠲除。
金花銀
明代稅糧折收的銀兩。原意為足色而有金花的上好銀兩，又名折色銀或京庫折銀。明初征收賦稅主要是實物，僅坑冶稅有金銀。夏稅秋糧折收金銀惟在陝西、浙江偶一行之，俱解南京供武臣俸，各邊費用間亦取於其中。永樂遷都後，京師官員需持俸帖往南京支領俸米，道遠費多。輒以米易貨，貴買賤售，有時俸帖七八石，僅易銀一兩。於民於官均不利。為解決這一問題，宣德時江南巡撫周忱乃請檢重額官田、極品下戶稅糧，準折納金花銀，每兩當米四石，解京充奉，取得較好的效果。正統元年(1436)，副都禦史周銓建議於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不通舟楫處，將稅糧折收布絹白銀，解京充俸，江西巡撫趙新、戶部尚書黃福等也先後奏請。明王朝遂決定將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福建、廣東、廣西之夏稅秋糧四百餘萬石折銀征收。米麥每石折銀二錢五分，共折銀一百零一萬二千七百餘兩，於北京內承運庫繳納，每季分進二十五萬餘兩。其後概行於全國其他各布政司，以為永例。實行結果，內府庫中金花銀的數字最大。萬曆六年(1578)後，每年又增銀二十萬兩，除折放武官月俸外，主要用於皇帝賞賜。
稅糧折銀與徭役折銀，自明中葉以後陸續實行。這是中國古代賦役製度方麵的一個重大進步。稅糧折銀，減少了農民運送稅糧的痛苦，也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繁榮。
三辦
明代物料征調方式的合稱，指歲辦、額辦、采辦。明代皇室的日用消費品，按“任土作供”原則，每年由產區進貢物料，以供皇室，稱歲辦；許多物料設有定額，按定額征解、造辦，稱額辦；當進貢的物料不能滿足需求時，由官府出錢購買，送京供用，稱采辦。明初，尤其在太祖時期，皇室生活上尚較節儉，明代中、後期商品經濟的發展，極大地刺激了統治集團的貪欲，其腐朽性日益加深，生活上更加荒淫無度，便運用皇權，派出宦官四出采辦，大肆搜刮，擾民極大。明代皇室的揮霍大致始於英宗朝，中經憲宗、武宗兩朝，到世宗和神宗時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明代掌管三辦事宜的機構是工部四司(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清吏司)，以及內府監、局，即宦官二十四衙門，酒膳珍饈則掌於光祿寺。歲歲采辦，常派專使，最為民害。所需物品數額日益增多，天順時，僅光祿果品物料即增舊額四分之一，而正德時每日、每月給宮中進奉的供應物品又數倍於天順時。皇室的消費欲無限膨脹，歲辦自然遠遠超出土產範圍，而原有定額更不敷需求，於是明中葉以後，本折兼收，采辦益繁，始而召商置買，由官府出錢召商人承辦，實際上不給錢或給錢很少，商人多因此賠累破產。嘉靖二十七年(1548)明朝政府核編商人，然後按照編定的名單攤派采辦，此即僉商采辦。萬曆年間，商人不堪賠累，競相逃匿。明朝政府因之又僉京師富戶為商承辦，令旨一下，中僉者如同赴死，紛紛重賄求免，而官府勾緝如奸盜，商民苦不聊生。明神宗朱翊鈞貪財好貨，中使四出，巧立名目，百般搜刮，興三大殿之工，采辦楠杉木料，費銀九百三十萬兩，全部征之於民間，而歲辦金珠寶石，更不遺餘力。三辦進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苦難，嚴重阻礙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忙工
明代農業生產中的雇工、短工的一種。明代，雇工根據受雇時間的長短，有長工、短工和忙工之分。以年為限，受雇於人，計年取得工值者，稱長工；短期受雇、按受雇時間之多少，計時取得工值者，稱短工；夏秋農忙季節，暫時受雇於人，計日而取得工值者，稱忙工。忙工中有的是破產農民，也有服用不足的自耕農。明中葉以後，有的地區農業上使用雇工的現象較普遍，尤其在蘇、鬆、嘉、湖等經濟作物種植較多的地區更是如此。由於忙工受雇的時間短，所以出雇時不需向雇主寫立文約，可隨意出雇給任何雇主，在身份上比長工具有較多的自由。明初，根據明律，雇工人的地位與奴仆接近，明中葉以後，經過廣大雇工長期的鬥爭，出現了變化。萬曆十六年(1588)正月正式規定，議有年限、立有文券的人，確定為雇工身份；而短期受雇，受值不多者，身份則為凡人。這樣，忙工不僅在實際上，而且在法律上擺脫了人身依附關係，取得了與凡人相同的自由身份。明代中葉以後雖然出現為市場生產，並使用大量雇傭工人的雇主，采取經營地主的方式，但這種經營方式在全國還隻是稀疏地出現在少數地區。農業中占主導地位的仍是自耕農民和封建地主的租佃關係，即使在經濟比較發達的江南地區，有田者仍居十之一，而為人作佃者卻有十之九。
均徭
明代按民戶丁糧多寡而編製的雜泛差役。英宗正統二年(1437)，江西僉事夏時根據知州柯暹的《均徭冊式》而創行於江西。十年詔罷。景泰元年(1450)重新推行。天順、成化年間(1457～1487)逐漸在各地施行。弘治元年(1488)令全國各地編審均徭，查照歲額差役，於丁糧有力之家編派本等差役，貧困下戶、逃亡人戶聽其空閑。
均徭法以人丁、稅糧(即丁糧)多寡為基準設定戶則，均派雜役，丁糧多者為上戶，編重差；次者為中戶，編中差；少者為下戶，編下差；一戶或編一差，或編數差，也有數戶共編一差的。輪差次序常和裏甲同時排定，十年或三五年一次。服役期在裏甲正役滿後的第五年。在具體實行上，南北方略有差異，南方以丁田為基準，北方以丁糧為基準。
均徭分力差和銀差兩種。力差指應役戶親身充役(後準由應役戶募人代役)，名目常見的有皂隸、獄卒、門子、馬夫、驛館夫等，多在近地承當，士紳有免役特權；銀差行於弘治、正德年間，即應役戶繳銀代役，歲於均徭人戶內點差，每名折收銀若幹，雇人充役。名目主要有歲貢、馬匹、草料、工食、柴薪、膳夫折價等，多由下戶承充，派在遠地。力差與銀差的編派原則是丁多則力差，糧多則銀差。正德以後，力差亦折征銀兩，均徭法被一條鞭法所取代。
永佃權
土地關係中佃方享有長期耕種所租土地的製度。佃農在按租佃契約交納地租的條件下，可以無限期地耕作所租土地，並世代相承。即使地主的土地所有權發生變化，佃農的耕作權一般仍不受影響。永佃權最早出現在宋代，明代有所發展，有永耕、長租、長耕等名。明代中葉以後，首先在福建等東南省份的某些地區流行，清代盛行於東南諸省及華北、西北、華南的部分地區，民國時範圍又有所擴大。
永佃權的形成與定額地租形態的發展有密切關係。在定額地租形態下，地主隻是收租，而不關心土地的經營情況，這使土地所有權與耕作權的分離成為可能。在這種情況下，佃農或因墾荒付出工本，或因投資改良土地，或因支付“佃價”，或因長期租種同一塊土地，或因集體“霸耕”而獲得永佃權。另外，也有自耕農出賣土地、僅保留耕作權而結成永佃關係。在地廣人稀地區，有的地主為保障土地收益，也強迫佃農結成永佃關係。永佃權的產生和發展，有利於作物種植的擴大和土地收益的提高，也有利於佃農經濟獨立性傾向的發展和人身依附關係的削弱。但當地主權勢囂張時，每每任意改變永佃條件，使佃農喪失永佃權，明清時代經常發生佃農爭取耕作權的鬥爭。
有永佃權的農民往往“私相授受”，將田麵出頂、典押或買賣，還有的保留或轉移征租權，造成土地所有權的再分割。許多官紳、豪民、債主也競相從自耕農或永佃農手中掠取或購置田麵，進行地租剝削。這是明中葉以後土地關係中出現“一田兩主”、“一田多主”現象的渠道之一。在“一田多主”製下，出租田麵的人都是二地主，俗稱麵主、皮主、賠主。
在永佃製下，土地所有權和耕作權的名稱因地而異。又有田骨田皮、田底田麵、大苗小苗、大租小租、大田小田、大賣小賣、大買小買、大業小業、糧田稅田、糧田質田等，呈現出錯綜複雜的關係。清宣統三年(1911)編纂的《大清民律》草案在承認永佃權的同時，又規定其存續時間為二十至五十年，實際上否認其永久性。1929年公布的《中華民國民法》基本沿襲上述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