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有水生資源及交通運輸遭到破壞等，可見宋代圍湖造田，其利甚少，其弊甚多，這個曆史教訓至今仍是值得我們吸取的。
墾山造田的經驗教訓在山區，由於人們盲目墾山，結果造成了嚴重的水土流失。例如，宋代四明山區，本是“巨木高森”，“竹木茂密”的地方，即使“暴雨湍急”，沙土也為“木根盤固”，無水土流失之憂，後來因為伐木開山，山區因而“靡山不童”，結果造成了“沙隨流而下，淤塞溪流”的嚴重後果。清代帥承瀛在《浙西水利備考》中說：“於潛、臨安、餘杭等地，因為開山種植，結果“一遇霪霖，沙隨水落，傾注而下，溪河日澱月淤，不能容納，輒有泛濫之慮”，使湖區備受洪澇之災。梅曾亮在《記棚民事》中，將開山和不開山的不同後果，作了鮮明的對比，他說：“未開之山，土堅石固，草樹茂密，腐葉積數年可二三寸，每天雨，從樹至葉，從葉至土，石曆、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緩，又水下而土不隨其下，水緩故低田受之不為災，而半月不雨，高田猶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鋤犁疏其土，一雨未畢，沙石隨下，奔流注壑澗中，皆填汙不可儲水，畢至窪田中乃至，及窪田竭而山田之水無繼者，是為開不毛之土，而病有穀之田。”充分說明盲目開山墾田的危害。
我們祖先用付出了重大代價換來的這些經驗教訓，對我們今天的土地利用，仍有著重要的啟發作用和借鑒意義。
中國古代的土壤改良
中國古代對土壤的認識
春秋以前，我們的祖先已認識植物對土地的依賴性，《周易·離·彖辭》中已有“百穀草木麗乎土”之說，不過當時對土的概念還非常模糊、籠統。到春秋戰國時，我國開始有了土和壤的概念。《周禮》的“土宜之法”中，已有“辨十有二土”和“辨十有二壤”的說法，明確將土和壤作了區分。據《周禮》記載，“辨十有二土”是為了“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而“辨十有二壤”則是為了“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由此可知，前者所說的是為了因地製宜安排農林牧漁生產，所說的土是泛指土地。後者說的是種植業內部的因土種植，所說的壤，指的則是農田土壤。東漢時鄭玄對土和壤的本質又作了說明，他在注《周禮》中說：“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吐也。”即萬物自生自長的地方叫土，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自然土壤，“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壤，和緩之貌。”意思是說人們進行耕作栽培的地方叫壤，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耕作土壤，亦即農業土壤。
這就是說，土是自然形成的，而壤則是通過人力加工的，這便是土和壤的本質區別所在。
對於地力與作物生長的關係，漢代也開始有了認識。《史記·樂書》中說：“土敝則草木不長……氣衰則生物不育。”《漢書·賈鄒枚路傳》也說，“地之埆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後來，王充在《論衡》中進一步指出了地力高低與作物生長和產量的關係，他說：“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反映了在漢代人們已經認識到地力對提高產量的作用。
此外，我國古代還認識到土壤是可以改良的，不同的土壤隻要采用不同的改良措施，是可以改良成功的。宋代的農學家陳旉在《農書》中說：“土壤氣脈，其類不一，肥沃磽確，美惡不同，治之各有宜也。……治之得宜，皆可成就。”我國古代在土壤改良中取得的成就，可以說是這種觀點的具體體現。
鹽堿地改良
種稻洗鹽這是一種很古老的治理鹽堿地的方法。戰國時，西門豹治鄴，就已運用這種方法，並取得了“終古斥鹵，生之稻粱”的成效。明代萬曆時，保定巡撫汪應蛟，在葛沽、白塘鹽堿地上開荒用的也是這種辦法。據記載，當時“墾田五千餘畝，其中十分之四是稻田，當年畝收四五石”，比原來“畝收不過一二鬥”提高了幾十倍。清代康熙時，天津總兵監理，引海河水圍墾稻田二萬餘頃，畝收三四石。水田漠漠，景象動人，被人稱為“小江南”。雍正時，清政府在寧河圍墾，使這一地區“斥鹵漸成膏腴”。鹹豐時，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一帶圍墾，墾得稻田四千二百餘畝，斥鹵變成沃壤。可見種稻洗鹽一直為人們所重視，並在改良鹽堿土中取得過明顯的成效。不過在北方引水種稻改良鹽堿土，一定要注意引得進，排得出，排得暢，否則容易造成次生鹽堿的嚴重後果，這在曆史上是有過教訓的。據《永年縣水利續誌·惠民閘》記載：“雍正七年(1729)營治水田，當事者又以為東關等處終宜種稻，於是繪圖上請發帑修治，而北閘複興，未幾，東關廂上下馬頭、裴家屯、史家堤、宋家堤、南大堡等村，合詞哀懇，謂未營治水田之先，秋麥尚可豐收，既營水田之後，沃壤盡成堿土，則此地之不宜稻可知。”這可能同當地的稻田布局不夠合理，排水工程不夠健全有關，因而引起了“此地不宜稻”的錯覺。像這類教訓，至今也仍應吸取。
開溝排鹽這一方法出現於戰國，《呂氏春秋·任地》中就有“子能使吾土靖而圳浴土乎”的記載，已將開溝排鹽作為當時發展農業生產的十大問題之一。開溝排鹽措施比較簡單，因而這一方法一直為後世所沿用。乾隆二十八年《濟陽縣誌》載：“堿地四周犁深為溝，以泄積水，如不能四麵盡犁，即就最低之一隅挑挖成溝，或將堿地多開溝彎為泄水之區，以衛承糧地畝，是以無用之拋荒，而為永遠之利益矣。”這便是其中之一例。
淤灌壓鹽這一方法也出現於戰國，秦王嬴政元年(前246)，在修建鄭國渠時，就使用了這種方法，“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結果關中變成沃野，被人稱為“天下陸海之地”。在我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淤灌壓鹽，是宋神宗熙寧時期，地域遍及河南、河北、山西、陝西一帶。宋朝政府還專門成立了淤田司來管宋代淤灌地區分布圖理這項工作。據記載，熙寧淤灌即得了巨大的成效；一方麵改良了大片鹽堿地。宋代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深、冀、滄、瀛間，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為美田，淤澱不至處，悉是斥鹵，不可種藝。”另一方麵又提高了產量。《宋史·河渠誌》載：絳州正平縣的“南董村，田畝舊直三兩千，所收穀五七鬥，自灌淤後，其直三倍，所收至三兩石”。熙寧淤灌，還留下不少技術經驗：一要掌握好淤灌季節，因為不同季節，水流含淤的成分和濃度不一樣，不是任何時候淤灌都能收到改土的效果。《宋史·河渠誌》說：“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灰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灰土，霜降後皆沙也。”因此，淤灌一般都要抓住水流中含淤量最豐富的季節進行。二要處理好淤灌同航行的矛盾，否則容易發生上遊放淤，下遊阻運的事故。《續資治通鑒長編》說：熙寧六年(1073)放淤，“汴水比忽減落，中河絕流，其窪下處才餘一、二尺許，訪聞下流公私重船，初不預知放水淤田時日，以致減剝不及，類皆擱折損壞，致留滯久，人情不安”，造成了航運事故。三要處理好淤灌同防洪的矛盾，淤灌一般都在汛期或漲水時期，這時流量大，水勢強，如不注意，就會造成決口，泛濫成災，危及生命財產的安全。《夢溪筆談》載：“宋熙寧中，濉陽界中發汴堤淤田，汴水暴至，堤防頗壞陷將毀，人力不可製，部水監丞候叔獻，時溢其役，相視其上數十裏有一古城，急發汴堤，注水入古城中，下流溢涸，急使人治堤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複行，而堤陷已完矣。”這是一次驚心動魄的搶險鬥爭，要不是候叔獻當機立斷，及時處理，就會釀成一場大禍。可見放淤時，這個問題是一點也麻痹、疏忽不得的。
綠肥治堿這是利用綠肥來提高鹽堿地的有機質以防泛堿的一種方法。初見於《增訂教稼書》，書中記載，在無水種稻的地方，可“先種苜蓿，歲荑其苗食之，四年後犁去其根，改種五穀、蔬果無不發矣。苜蓿能暖地也。”道光《扶溝縣誌》說：“種苜蓿之法最好，苜蓿能暖地，不怕堿，其苗可放牲畜，三四年後，改種五穀，同於膏壤矣。”明清時期，不少地方已使用這種方法治理鹽堿地。
深翻壓堿示意圖種樹治堿這一辦法出現於清代，道光十八年中有詳細記載，“鹵堿之地，三、二尺下不是堿土，掘溝深二尺寬三尺，將柳橛如雞卵粗者砍三尺長，小頭削光，隔五尺遠一科，先以極幹桑棗杏槐者，木如大饅頭粗者三尺半長，下用鐵尖，上用鐵束，做個引橛，拽一地眼，將柳橛插下九分，外留一分，乃將濕土填實，封個小堆，得一二個月芽出，任其幾股，二年後就地砍之，第三年發生，粗大茂盛，要做梁檁，隻留一二股，不消十年都成材料。其次於正月後二月前。或五、六月大雨時，將柳枝截三尺長，掘一溝，密密壓在溝內，入土八分，留二分，伏天壓桑也照此法，十有九活，盜賊難拔，牲畜難咬，天旱封堆不幹，天雨溝中聚水，又不費澆根。入地三尺又不怕堿。十年後，沙地、堿地和麻林一般矣。”這段記載表明，清代對種樹治堿在樹種選擇、栽種技術、管理措施、躲鹽方法等方麵都已積累了不少經驗。
深翻壓堿這是將地表的鹽堿土翻壓在地下的一種方法。這種技術也出現於清代，流行於山東、河南、河北、江蘇一帶。其治堿的效果是相當顯著的。道光十八年《觀城縣誌》，說：“掘地方數尺，深四、五尺，換以好土，以接地氣，二、三年後，則周圍方丈地皆變為好土矣。”光緒《阜寧縣誌》說：“田之尤瘠者，鹵氣上騰，禾稼盡萎，名曰堿田，而其下深一、二十尺，必有黑泥，農人掘地埋堿，易黑泥覆於上，地頓饒沃，畝收數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