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農學科技大視野1(5)
古代治河工程
黃河中下遊，遼闊坦蕩，屬衝積平原。土地肥沃，“厥土惟黃壤，厥田唯上上”。氣候屬溫帶亞濕潤區。它是中國古文明的搖籃，史前的西侯度文化、“藍田人”文化、“丁村人”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曆史時期的夏商周文明、秦漢文明、隋唐宋文明等，都在這裏或以這裏為中心發展起來。但是，黃河下遊的河道又以“善淤、善決、善遷”著稱於世，所以治河又始終是中華民族曆史上的大事之一。
史前治河的傳說
在古代，“河”是黃河的專稱。我國史前，有許多有關治水的傳說，如共工治水，鯀、禹治水等，這些，主要的都是對黃河下遊的治理。
共工氏既是人名，又是氏族部落名，相傳是神農氏的後裔，在共地(今河南輝縣境)從事農業生產。黃河東出孟津後，流到共地折向東北，注入河北南部的大陸澤，然後再分成多股，彙入渤海。由於共地位於黃河拐彎處，除黃河外，附近還有共水、淇水等，所以水災較多，須經常治理。《國語·周語》說，共工氏治水的方法是，“壅防百川，墮高堙庳”，即在許多河流上修建堤防，用高處的土將低處墊高。古人認為，共工氏；在治水和治土兩方麵都很出色。據說，後來被祀奉為土地神的句龍，就是共工之子；協助大禹治平洪水的四嶽，也是共工的後人。
傳說繼共工之後與洪水作鬥爭的代表人物是鯀和禹。遠在距今約5000年的炎帝、黃帝時代，散布在黃河流域的許多部落，已經結成聯盟。這便是後人所稱的“炎黃部落聯盟”。結盟後，對大自然鬥爭的能力，大大增強了。幾百年後，當堯、舜相繼擔任這個聯盟的首領時，黃河中下遊洪水泛濫，“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谘”。(《尚書·堯典》)這次洪水，淹沒了平地，包圍了山陵，百姓叫苦不迭。於是，堯命令居於崇(河南嵩山)的部落首領鯀負責治水。崇離黃河不遠，鯀部落也很熟悉水性。但是，鯀的治水方法比較片麵，隻用修堤築圍辦法堵水，沒有更多地采用疏導手段，所以盡管他治水也很努力，但畢竟洪水太猛，堤圍潰決，以失敗告終。
接著，由鯀的兒子禹領導治水工作。禹的治水事跡，古籍中留下許多傳說，歸納起來，有這樣一些主要內容。一是他聯合各方麵的人與自己一起治水。據載，與禹一起治水的有以益為首的東方部落，後來的商族就是由這個部落發展起來的。還有以稷為首的西方部落，他們是後來周族的祖先。此外，又有對治水經驗十分豐富的共工氏後裔四嶽。後人認為聯合各部落一起治水，是禹取得成效的主要原因。二是禹本人的身體力行和以身作則。《韓非子·五蠹》說，禹“身執耒，以為民先，股無跋，脛不生毛”。就是說他身先百姓，投入艱苦的勞動，腿上的汗毛都被磨掉了。還記載說，他公而忘私，在治水的過程中，三次經過自己的家門，聽到兒子的哭聲，也沒有進去探望。三是治水方法比較科學合理。據說他發明了測量工具“準繩”、“規矩”，以測定地勢高低，作為施工的依據。他從實際情況出發，吸取前人的經驗教訓，采用以疏導為主，輔之以攔蓄的綜合治理的方法。所謂疏導，就是“疏川導滯”，疏通河道，導泄積水。所謂攔蓄，就是“陂障九澤”，拓建湖泊，便於將水彙於低地。他們經過13年(一說8年)的共同努力，終於將洪水治平了。
在古代，不僅中國，還有許多國家都有治水的傳說。由於那時人們的力量有限，在洪水麵前顯得軟弱無力，所以其他各國的治水傳說，多以失敗告終。或者說他們的人民全被洪水吞沒了；或者說，隻有少數人幸存下來。中國則不同，雖然也遭到一些挫折，但以勝利結束，並通過治水，使自己進入文明時代。
人們認為，這一治水傳說，反映了原始社會末期這樣的一些情況：當時農業已有初步發展，聚落增加，先民們逐漸由高地移居平原和河邊；從農業灌溉的要求出發，從聚落的安全出發，都需要治水，即修建排灌工程和堤圍工程等。
下遊大堤的形成
春秋中期，在黃河下遊的今河北省冀中，曾發生了一個頗為滑稽的故事，強大的齊國將自己在這一帶與燕國接壤的一片土地，割讓給弱小的燕國。割地的來龍去脈大致這樣：周惠王十三年(前664)，散居在今燕山等地的山戎族南下騷擾燕國。齊桓公答應燕國國君莊公的請求，率領齊軍打敗山戎。莊公非常感激，在桓公凱旋歸國時，躬身遠送，不知不覺送出燕國國境，進入齊國領土。桓公便將燕君到達的那片齊地，讓給燕國。
齊桓公為什麼把自己的這片土地割讓給燕國，這當然與他當時正在大力推行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尊王”政策有關。周天子規定，諸侯迎送天子，必須出國門；諸侯之間迎送，不得出國門。桓公知道，要證明自己真正“尊王”，必須遵守這條規定，決不能以天子自居讓燕君送出國門，否則，諸侯們便會認為自己的“尊王”號召是一個騙局。但是，當時的事實是，燕君已經送他出了國門，進入齊國境內。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表明齊、燕兩君並未越軌，桓公隻好將燕君進入的這片齊地，割給燕國。莊公遠送桓公，是一次很隆重的行動，為什麼會發生錯誤，超越國界，這當然不是齊、燕兩君有意違反國王的規定，是因為齊燕兩國在冀中一帶以黃河為界，而當時黃河下遊河道十分混亂，分成多股(《禹貢》稱為“九河”)入海，其主要河道又常常南北擺動的緣故。那時，黃河下遊河道所以很不穩定，主要原因是因為兩岸的堤防尚未建成。
從春秋起，鐵器的使用日漸普及，社會生產力明顯提高，進一步開發土地，擴大耕田麵積，已經成為可能。同時，因為人口也在不斷增加，人們也需要增加耕地。黃河下遊的近河地帶，土壤疏鬆肥沃，很適宜於農作物的生長，於是人們紛紛來此建立家園，墾辟農田。與安家立業同時，人們也在這裏的黃河兩岸，因地製宜，由西向東，由小到大，由局部到整體，逐步修建黃河大堤。
根據有限的資料，黃河下遊的河堤工程，在春秋時已著手興建了，特別是在下遊偏西一帶，即相當於今天的豫東、魯西、冀南等地。而且還發生一些糾紛。因此，在當時一些諸侯的盟會上，對這一地區修建河堤，不得不作一些有關築堤的規定。如公元前651年，在齊桓公主持下，由齊、宋、魯、衛、鄭、許、曹等國諸侯參加的葵丘(宋地，今河南蘭考東)盟會上，就製訂一條“無曲防”的盟約，要求與會各諸侯國遵守。這就是說，各國諸侯在本國黃河兩岸築堤時，必須順應黃河的自然流向，不能用築堤把黃河曲引到鄰國，以鄰為壑。在諸侯的國際會議上，對修建黃河河堤作了這樣的規定，反映了這一帶的諸侯們正在紛紛建造河堤，並利用河堤作“以鄰為壑”的勾當。
到戰國中期，七雄中的齊、魏、趙三國，有一段國界以黃河為界。齊在東南，地勢較低，為了防備河水灌齊，在沿離河道不遠處，建起了黃河長堤。魏、趙兩國雖然地勢比齊略高，但由於齊國築起了長堤，黃河泛濫，洪水勢必漫入自己國境，因此，兩國繼齊之後，也各在自己的境內，在離黃河沿岸不遠處，建造了長堤。這樣，黃河下遊的南北大堤，在春秋戰國時陸續建成了。
由於這一南北大堤的興建，黃河下遊的幹流正式形成，河床比較穩定。大致說，這段幹流，西起河南的滎陽，向東北行，穿過今浚縣、濮陽、內黃等縣境內，進入今河北省的大名和館陶，山東省的臨清、高唐和德州，以及河北省的滄州和黃驊，注入渤海。堤防的修建，河床的穩定，洪水泛濫得到控製，到這一帶安家立業的人更多，因此，本來較少人煙村落的冀中平原，麵貌逐漸改變，到戰國後期，便湧現出了如安平(今縣)、饒(今饒陽東北)、高陽(今高陽東部)、武遂(今徐水縣西北)、武垣(今肅寧縣東南)、平原(今平原南部)麥丘(今商河西北)、饒安(今鹽山縣西北)等近20個城邑。堤防的興建，為這一地區的開發創造了條件。
王景、王吳治河
黃河流經黃土高原，黃土疏鬆，即使植被良好，也會有一部分泥沙隨水帶到黃河下遊，抬高河床。秦漢時期，開拓西北邊疆，原屬遊牧區的黃河中遊許多地方，被墾為農田。這些土地的墾辟，雖然提高了農業生產，但也加劇了水土流失，使黃河下遊河床淤高的速度加快。到西漢時，一再發生決口，特別是王莽始建國三年(11)的一次大決，導致今豫東、冀南、魯西北大片土地被淹。河道紊亂，除循汴渠、濟水等水道東流外，還有一股到幹乘(山東高青縣東南)入海。
對於這次黃河決口、河道南擺，要否治理，東漢初年的地方官吏態度截然不同。改道後黃河所經地區的官吏，主張迅速堵塞決口，使黃河回歸舊道。而黃河舊道一帶的地方官吏竭力反對，認為應順其自然，主張維持現狀。東漢朝廷不知所從，治河工程遂被拖延下來。後來，災區人民十分不滿，紛紛指責朝廷。群眾的壓力很大，永平十二年(69)，東漢明帝才派王景、王吳治河。王景“廣窺眾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技藝”。(《後漢書·王景傳》)他特別“能理水”，曾與王吳合作，用“墕流法”治理浚儀渠很有成效。因此，東漢朝廷便授命他們兩人治河治汴。治汴工程已見本書第一部分“周、秦、兩漢運河”。治河工程據《後漢書·王景傳》載，主要有疏浚河道、修建堤防和建立水門等。
這次王景、王吳治河，所確定的以後黃河下遊水道，上起滎陽，下到千乘海口，共長千餘裏。他們所以確定這一水道作為黃河幹道，當與這條水道沿線地勢較低和水道本身又較徑直有關。但是它的絕大部分河段畢竟是決口後漫流形成的，有些段落，河道難免淺窄和彎曲，隻有經過改造，才能減少決口和泛濫。因此，必須進行“鑿山阜”、“破砥績”、“疏決壅積”等。山阜當指阻擋河流的高地。因有高地阻擋，河道或者被約束得很窄，或者隻能繞彎而行，變得比較彎窄。砥績和壅積指的是堆積在河道中的岩石和泥沙，河道中存在著這些東西，行水當然不暢。要將千餘裏的黃河下遊河道，改造得比較寬深通直，工程量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