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束水攻沙為核心的潘氏治河，總的來說，成績還是不少的，他治理了明前期以來的黃河下遊水患，使黃河泥沙淤積的速度放慢，黃河決口和泛濫的頻率減少。但黃河的情況非常複雜，不能隻靠束水攻沙，治河必須從全局出發，因地製宜，采用多種方法，效果才能更為顯著。更何況黃河水量變率極大，漲落懸殊，建立寬窄恰到好處，既可束水攻沙，又不泛濫成災的大堤，幾乎是不可能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黃河下遊後來還是成為地上河。
靳輔、陳潢治河
所有的水利設施，都必須勤於維修。黃河多沙，這裏的水利設施更是如此。明清之際，因為改朝換代，黃河堤防失修，洪沙災害，又非常嚴重。據統計，從順治元年(1644)清朝建立，到康熙十五年(1676)，33年中，發生嚴重決口的竟有23年；豫東、魯西、冀南、蘇北等地洪水橫流，南北漕運一再中斷。康熙十六年，當時盡管吳三桂等“三藩之亂”尚未最後平定，清政府還是任命靳輔為治河總督，主持治理黃河和運河。
陳潢是靳輔的幕僚，平時重視調查研究，知識淵博。在治河方麵，他雖與前人一樣，主張“必以堤防為先務”，強調築堤的作用，但他又力主治河方法多樣化，認為必須因地製宜，並說“或疏、或蓄、或束、或泄、或分、或合，而俱得自然之宜”。後來，他甚至提出，阻止泥沙下行，是治河之本。萌發了後代保持水土的思想。這一思想雖然一時未被當時人們所重視，但他的其他治河主張，卻被靳輔在治河實踐中采用了。
靳輔、陳潢治河，主要措施與潘季馴基本相同，即築堤束水，以水攻沙。但築堤範圍要比潘氏廣泛，除修複潘氏舊堤外，又在潘氏不曾修建的河段加以修建。如河南境內，他們認為“河南在上遊，河南有失，則江南(原文為南字，當為北字之誤)河道淤澱不旋踵”。因此，在河南中部和東部的滎陽、儀封、考城(儀、考都已並入蘭考)等地，都修建了縷、遙二堤。又如在蘇北雲梯關(今濱海縣縣治)以東，潘氏認為這裏地近黃海，不屑修建河堤。而靳、陳認為“治河者必先從下流治起，下流疏通，則上流自不飽漲”。因而也修建了18000丈束水攻沙的河堤。
但靳、陳治河除上麵所說的與潘氏有異同外，還在許多方麵超過了潘氏。潘氏隻強調築堤束水，以水攻沙，而靳、陳除了也很強調束水攻沙外，又十分重視人力的疏導作用。他認為三年以內的新淤，比較疏鬆，河水容易衝刷，而五年以上的舊淤，已經板結，非靠人力浚挖不可。他們不僅注意人力浚挖，還總結出一套“川”字形的挖土法。其法，在堵塞決口以前，在舊河床上的水道兩側三丈處，各開一條寬八丈深溝，加上水道，成為“川”字形。堵決口、挽正流後，三條水道很快便可將中間未挖的泥沙衝掉。“川”字形挖土法，可減輕挖土的工作量，挖出來的泥沙，又可用來加固堤防。在疏浚河口時，他們還創造了帶水作業的刷沙機械，係鐵掃帚於船尾，當船來回行駛時，可以翻起河底的泥沙，再利用流水的衝力，將泥沙送到深海中。這是我國利用機械治河的濫觴。
靳、陳等經過10年不懈的努力，堵決口，疏河道，築堤防，成績超過前人。以築堤為例，累計築了1000多裏。這樣，不僅確保了南北運河的暢通，也為豫東、魯西、冀南、蘇北的複蘇，創造了條件。
靳輔、陳潢等雖然在治河工作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不久，卻遭到壞人陷害，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當他們基本上治平河患後，黃河下遊一些因洪水泛濫而無法耕種的土地可以耕種了。一些有政治後台的豪強們，利用權勢，紛紛霸占這些土地。靳、陳加以製止，並用這些土地募民屯墾。認為這樣做，一可以安置流民，二可以增加治河經費。結果，遭到了豪強們的誣告，誣以“攘奪民田，妄稱屯墾”。結果，靳輔被罷官，陳潢被下獄。
為了開發黃河下遊，為了這一地區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元、明、清三代還為了保運，千百年來，人們與黃河的水沙災害，進行著頑強的鬥爭。他們取得了許多成就，為這一地區經濟、政治、文化的繁榮，提供最必要的保證。但黃河下遊水沙災害的根源不在下遊本身，而是在中上遊，特別是中遊。然而古人對這個問題缺乏認識，或認識不深，將全部力量放在下遊。隻知築堤、浚河等，不知治本、治理中遊的水土流失，所以受到很大的局限。隻有統籌安排，綜合治理，以中遊為主，兼及上遊和下遊；以保持水土為主，兼及建水庫、築堤防、浚河道，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中國古代的肥料
我國古代特別重視對廢棄物的利用，凡可以利用，差不多都利用來作肥料，所以我國肥料的種類特別多。戰國時，我國已使用人糞尿、畜糞、雜草、草木灰等作肥料。
到秦漢時期，廄肥、蠶矢、繰蛹汁、骨汁、豆箕、河泥等亦被利用為肥料，其中廄肥在這時特別發達。解放後，我國曾出土過大量的連廁圈。如河南輝縣出土的漢代連廁豬圈。這種將豬圈和廁所連在一起的連廁圈，反映了當時對養豬積肥的重視和普遍。同時，這也是養豬積肥在我國有著悠久曆史的反映。
漢代連廁豬圈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使用上述的肥料之外，又將舊牆土和栽培綠肥作為肥料，其中栽培綠肥作肥料，在我國肥料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它為我國開辟了一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再生肥料來源。栽培綠肥最先出現在晉代的《廣誌》中，用的是苕子作綠肥。書中說“苕草色青黃紫花，十二月稻下種之，蔓延殷盛，可以美田，葉可食”。這是一種冬綠肥。到北魏時，又擴大為夏綠肥，據《齊民要術》記載，種類有綠豆、小豆、胡麻(芝麻)等。當時使用的結果，肥效很高，“為春穀田，則畝收十石。其美與蠶矢熟糞同”，具有明顯的增產效果。到宋元時期，又增加了餅肥。一些無機肥料如石灰、石膏、硫磺等也開始在農業生產上應用。據有人統計，宋元時期的肥料有糞肥6種、餅肥2種、泥土肥5種、灰肥3種、泥肥3種、綠肥5種，稿秸肥3種、渣肥2種、無機肥料5種、雜肥12種，共計約45種。(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編《中國古代農業科學技術史簡編》135頁)其中餅肥和無機肥的使用，是這一時期的新發展。
明朝時期是我國多熟種植飛速發展，複種指數空前提高的時期，對肥料的需要也大大增加，千方百計擴大肥源，增加肥料，成為這一時期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內容，肥料種類因此也不斷增加，據統計，當時的肥料就有12大類，計有：
糞肥：人糞、牛糞、馬糞、豬糞、羊糞、雞糞、鴨糞、鵝糞、鳥棲掃糞、圈鹿糞等10種。
餅肥：菜籽餅、烏桕餅、芝麻餅、棉籽餅、豆餅、萊菔子餅、大眼桐餅、楂餅、豬幹豆餅、麻餅、大麻餅等11種。
渣肥：豆渣、青靛渣、糖渣、果子油渣、酒糟、花核屑、豆屑、小油麻渣、牛皮膠、各式膠渣、真粉渣、漆渣等12種。
骨肥：馬骨屑、牛骨屑、豬骨屑、羊骨屑、鳥獸骨屑、魚骨灰等6種。
土肥：陳牆土、熏土、塵土、燒土、坑土等5種。
泥肥：河泥、溝泥、湖泥、塘泥、灶泥、灶千層肥泥、畜欄前鋪地肥泥等7種。
灰肥：草木灰、亂柴草、煨灰等3種。
綠肥：苕饒、大麥、小麥、蠶豆、翹蕘、陵苕、苜蓿、綠豆、胡麻三葉草、梅豆、拔山豆、豆、葫蘆芭、油菜、肥田蘿卜、黧豆、茅草、蔓菁、天藍、紅花、青草、水藻、浮萍等24種。
稿秸肥：諸穀秸根葉、芝麻秸、豆箕、麻秸等4種。
無機肥料：石灰、石膏、食鹽、鹵水、硫磺、砒霜、黑礬、螺灰、蠣灰、蛤灰、蠔灰等11種。
雜肥：各類禽毛畜毛、魚頭魚髒、蠶砂、米泔、豆殼、蠶蛹、浴水洗衣灰汁等40餘種。
總計約有130餘種，可見明清時期我國肥料種類的豐富，其中有機肥料占絕大多數，反映了我國古代以有機肥料為主，無機肥料為輔的肥料結構特點。這一時期肥料的發展，有二方麵特別受到人們的重視：一是養豬積肥。明袁黃在《寶坻勸農書》中說：“北方豬羊皆散放，棄糞不收，殊為可惜。”他竭力主張圈養以積肥。清代的《馬首農言》也說：“豬……不可放於街衢，亦不可常在牢中，宜於近牢之地，掘地為坎，令其自能上下……坎內常潑水添土，久之自成糞也。”這都是北方提倡用圈養豬來積肥的情況。在南方，情況更是如此。明末的《沈氏農書》說：“種田地；肥壅最為要緊，養豬羊尤為簡便，古人雲‘種田不養豬，秀才不讀書’，必無成功，則養豬羊乃作家第一著。”二是種植綠肥。當時綠肥種類之多，是曆史上所從來未有過的。其中擴大紫雲英的種植又是當時的重點。這是因為紫雲英是一種豆科植物，肥效好，同時又因為紫雲英鮮草量高，“一畝草，能壅三畝田”。所以特別受到人們的重視，這裏還值得提及的，就是紅萍的養殖，據光緒二十四(1898)《農學報·各省農事述·浙江溫州》中記載，當時溫州地區已經養萍作肥料，“溫屬各邑農人，多蓄萍以壅田，養時萍浮水上，禾間輒為所壓，不能上茁，夏至時萍爛，田水為之變色，養苗最為有益。久之，與土化合，便成肥料，苗吸其液，勃然長發，每畝初畜時僅一二擔，及至腐時，已多至二十餘擔”。這是目前所知我國稻田養萍的最早記載，由此也反映了清代千方百計擴大肥源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