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宋末元初，棉花開始從我國的邊疆傳入中原地區。一些食古不化，受古老的風土觀念禁錮的人們“率以風土不宜為解”，抵製棉花的傳播，特別是當時有的地區因為沒有掌握好種棉技術，造成引種失敗，也都歸咎於“風土不宜”，這樣，正確全麵地來闡述“風土思想”，指出部分地區棉花沒有種好的原因，便成了當時推廣棉花的一個重要任務。古有的風土論便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獲得了新的發展。
元代王禎在《農書》中說：“風行地上，各有方位，土性所宜，因隨氣化，所以遠近彼此之間，風土各有別也。”《農桑輯要》說：“穀之為品不一，風土各有所宜”，指出不同的地區，風土條件是不相同的，不同的風土條件，所宜的生物有機體也是不一樣的。
但是並不是所有生物有機體因風土條件就不能引種馴化了。《農桑輯要》說：“蓋不知中國之物，出於異方者非一；以古言之，胡桃、西瓜，是不產於流沙、蔥嶺之外乎?以今言之，甘蔗、茗芽，是不產於邛笮之表乎?然皆為中國珍用，奚獨至於麻、綿而疑之。”同時，事實證明苧麻和棉花亦是能引種的，書中說：“苧麻本南方之物，木綿亦西域所產，近歲以來，苧麻藝於河南，木棉種於陝右，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說明以風土不宜為解的悠悠之論，是站不住腳的。
書中進一步指出“雖然，托之風土，種藝之不謹者有之，抑種藝雖謹，不得其法者亦有之”，有些地方棉花未種成功，決不是風土不宜問題，而是技術問題。這一闡述，不僅為當時棉花的引種與推廣，掃清了思想障礙，同時也將風土論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明代的農學家徐光啟繼承了《農桑輯要》的觀點，對以風土不宜為由，竭力反對引種的觀點，又作了深刻的批判。他在《農政全書》中引用了大量事實進行了駁斥，他說：“古之蔬果，如波陵、安石榴、海棠、蒜之屬，自外國來者多矣。今薑、荸薺之屬，移栽北方，其種特盛，亦向時所謂土地不宜者也。”引種之所以未能成功，是因為或是“天時未合，人力未至”，或是“種法不一”，“天時水旱”是自然災害和栽培方麵的問題。風土不宜是極少數，他說“有不宜者，則是寒暖相違。天氣所絕，無關於地。若荔枝、龍眼不能逾嶺、桔柚橙柑不能過淮。他若蘭、茉莉之類，亦千百中之一、二”，“若謂土地所宜，一定不易，此則必無之理”，堅持這種看法的人，不過是“後世惰窳之吏，遊閑之民，媮不事事者之口實耳。”
經《農桑輯要》和《農政全書》這一闡述，我國古有的風土觀有了新的發展，形成了一種全新的風土觀念。即環境條件對作物的生長是有影響的，亦即是有風土論，但在一定的條件下，作物是可以引種的，又不能唯風土論，引種上的失敗，不能完全歸罪於風土，有的則是不得其法的問題，二者不能混為一談。
這一看法，不僅將我國的風土觀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同時也為我國古代的引種工作，掃清了思想上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