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宮城外，還發現有許多居住區和作坊遺址。從考古發掘知道，宮城四周，除今曲阜(明代所建)外，其他地方多處發掘到建築基址。據記載，魯哀公十七年(前478)，將孔子故居改建為廟，歲時祭之，“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後來此處位置未曾更動過，隻是曆史上多有擴建，但“闕裏坊”、“孔子故宅門”等尚在。從總的看，魯國最重儀禮，故都城的營建，相對來說也最符合《周禮·考工記》“左祖右社，麵朝後市”的格局。
古魯國都城，在文獻資料中多處有記述，如《詩經》、《尚書》、《左傳》、《孟子》、《禮記》、《史記》、《漢書》等等，所謂“伯禽封魯，建都曲阜”。《詩經·魯頌》有“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字，為周室輔。’乃名魯公，俾侯於東。”《尚書》中也說，“魯侯伯禽宅曲阜。”伯禽是周公旦之子，在此封侯。而後來伯禽的次子煬公則在曲阜建都(據說在此之前封地在河南魯山)。如此說來，魯國都城的建成年代當在西周初年。近年來考古發掘出大量的文物資料，其中有西周早期及中、晚期之建築遺址及文物多件。所以今之曲阜，確為西周初年所建之古城所在地。
五是齊都臨淄。
齊，最早為周的封侯之地，在今山東之西北部一帶。此城最早約建於公元前11世紀，開國之君叫呂尚，建都營丘(後改名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之東北)。春秋初，齊桓公任用管仲進行改革，國力逐強，後來在齊靈公時代，國疆擴至山東東部和河北南部。戰國時期成為“七雄”之一。後來“合縱”失敗，於公元前221年被秦所滅。
春秋戰國時期，齊國乃是中原大國，不但政治和軍事上力量強大，而且經濟繁榮，文化發達。齊人講究裝束、排場。帝王的文化生活也甚豐富而高雅。齊王愛好繪畫。韓非子(前280～前233)在《外儲說左上》中說到：“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最難。’‘孰者最易?’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劉向(前77～前6)在《說苑》中提到，“齊有敬君者。齊王起九重台，召敬君圖之。敬君久不得歸，思其妻，乃畫其妻對之。”這說明當時齊國不但重視繪畫，而且還重視裝飾。
齊都臨淄城大約建於公元前4世紀，城址在今山東臨淄城北，可幸的是當時的城牆現在還有殘址。故城有大小兩座城組成。大城南北約45公裏，東西約4公裏；小城嵌在大城的西南角，城周長約7公裏餘，總的麵積約15平方公裏，是春秋戰國時期諸都城中最宏大的一座城市。齊國都城形勢十分險要，城牆高大厚實。小城嵌入大城，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其中有以“桓公台”為主體的大片建築群(今為基址)。桓公台高14米，台基近乎於橢圓，南北長達86米，建於生土之上，位於小城西部偏北。桓公台是當時齊國寢廟之所在。城內南半部還有一些手工作坊的基址。城邊有淄河，位於大城的東城牆，為一天然護城河。大城乃是齊國貴族與平民雜居之地。《管子·大匡》中說到，“凡仕者近宮不任與耕者近門，工賈近市”。由於城市規模較大，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不願相鄰而處，故留出好多空地。貴族們的住所靠近宮衙，老百姓、工匠、商人們則聚於市。而當時的“市”，已有相當大的規模了。臨淄在春秋戰國時期曾是一座很繁華的都市。據《戰國策》所記：“臨淄之中七萬戶……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煽朔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誌高而揚。”可見人多而富，車水馬龍，繁華之至。
在臨淄古城址發現有許多城門遺跡，這與文獻資料上所記基本相符。當時臨淄為齊國之都城時，有城門八座：東門、東閭、北門、西門、雍門、稷門、揚門、虎門。有些文獻中還有廣門、南門、申門等。到目前為止，已發掘十座門了。
最後說江南的一個小城，即位於今江蘇常州之淹城。
淹城位於今江蘇常州市的南麵，距市區約7公裏。這座古城乃是西周時期的南方小國淹國的都城。淹城有三重城牆，分別為宮城、內城、外城。宮城呈方形，周長約05公裏；內城也呈方形，但四周呈圓弧形，周長約15公裏；外城為不規則形，周長約3公裏，略呈圓形，這可能是受到地形的影響。城牆均用土築成，三道城牆均僅一個城門。外城之門在西北向，內城之門在西南向，宮城之門在正南向，自宮城一直向外，有一條大路經三座城門通向北路。宮城地勢較高，中間有土台，據考證乃是建宮室的地方。三道城牆的外側都設有護城河，內側可能也有河，但遺跡已不甚明顯。在外城內西部有並排三個土墩，當地人叫“頭墩”、“肚墩”、“腳墩”，相傳是埋葬吳王女兒三段身首之墳墓，可能就是古葬墓或古建築的遺址。
淹城內及城河內發現有許多印紋陶器碎片，在城內河的南麵、東麵發現有近二十隻印紋陶罐，據考證是戰國初期的遺物。淹城出土文物甚多，如銅尊、銅盤、銅犧等等，從這些文物中可知我國先秦時期南方的藝術文化特征，顯現出浪漫而秀美之氣質。後來還在護城河中挖出長11米的獨木舟，經測定也為戰國時期之物。
淹城乃是一座小城，所以文獻資料上少有記述。最早見諸文字的是在《越絕書》上：“毗陵縣南城，古故淹君地也。”以後《讀史方輿紀要》、《常州府誌》等也有所記。當初曾有人以為它是殷商末年原在山東的淹君，周滅商時逃到南方來，在此建都，但一則所發掘出來的文物，幾乎均為戰國的，二則從發掘的文物來看，其風格明顯地表現出南方風格，幾乎沒有北方風格。
先秦的宮殿建築
《禮記·禮運》中說，“昔者先王未有室”，說史前時期，不論氏族首領還是一般人，住的房屋都很簡陋。後來到了文明時代，統治者就建起宮殿來了。隨著社會的文明和進步，建築的種類和形式也漸漸多樣化起來了。我們可以從稱呼各種建築的文字中知道，在殷周時期，建築的種類和形式已十分多樣了。
據考古學家研究，迄今所知最早的完整的宮殿是殷周時代河南偃師二裏頭的殷代宮殿遺址。這種建築形式與《周禮·考工記》中所說的“夏後氏世室”的形製相符合。在一個廣闊的夯土基地上，周圍用長屋(廊廡形式)環繞成一個內院，院正中為一座大型建築物。建築的基址夯土較高，這符合文獻資料所述：“下潤濕傷民”、“室高足以避潤濕”。這個宮廷的大門設在院子南側廊廡的中間。大門是很考究的：一是為了出入，二是為了防衛，三是為了宣揚統治者的精神、人格。門的東西兩端有小房間叫“塾”，近乎現在的門衛間，院子的東側還有一個門，此門較小而次要，據研究此門稱“闈”，是當時供宮中婦女出入的。
正中的主體建築是宮殿，今僅留下基址，它的造型是建築考古學家根據諸文獻資料確定的。據《周禮·考工記》記載，宮殿乃“殷人四阿重屋”。四阿重屋，就是四坡頂的屋頂；重屋者，即重簷屋頂。這是中國古代建築中最高等級的屋頂形式，如北京故宮(明清時代)的太和殿、乾清宮、午門、太廟等，均用這種屋頂形式。
但從這個宮廷建築來看，無論主體建築還是大門，都用單數柱列、雙數開間。這樣，中軸線上不是門，而是柱。這種形式在發掘出來的殷商時期的其他建築中也有。據楊鴻勳認為：“雙數開間為早期強調中軸的一種方式，即在中軸線上布置柱子，兩側對稱分設開間。殿堂居中設柱對於統治者居中的實用要求有妨礙的，也許是出於這個原因，後來改革中軸部位留出更大的空間，左右對稱布置柱子，這樣便出現了當心間，於是麵闊開間由雙數變為單數。”
由於中國古代絕大多數的建築都是木構形式的，所以不像古埃及、古希臘那樣的石構建築可以保留數千年，木構建築易燃、易黴爛、易蟲蛀，所以不數百年已全毀了，千年以上甚少見。因此，先秦時期的宮廷建築已蕩然無存。
先秦的住宅
早在西周時期，我國住宅的基本形式已經出現，這可以從考古發掘的陝西省扶風、岐山兩縣交界的周原建築遺址中來考察。這座建築，當初新發現時認為是西周時期的一座住宅，但後來經研究，認為並不是住宅，而是西周初期的一座宗廟，因為在這裏同時發掘出有許多筮卜甲骨文片，識讀的結果，認為它是當時的一個宗祠。不過古代的宗廟的形式與住宅類同。
到了東周，一些文獻資料記載了當時的住宅形製。劉敦楨在《中國古代建築史》中認為，“根據《儀禮》所載禮節，研究春秋時期士大夫的住宅，已大體判明住宅前部有門。門是麵闊三間的建築，中央明間為門，左右次間為塾。門內有院。再次為堂。堂是生活起居和接見賓客、舉行各種典禮的地點，堂的左右有東西廂，堂後有寢臥的室，都包括於一座建築內。內堂與門的平麵布置，延續到漢朝初期沒有多大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