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珊朝波斯人來中國最多的當是商人。唐代詩文和《太平廣記》等文獻中對波斯商胡有很多生動的記述。這一情況也為考古文物所證實。波斯薩珊銀幣在中國境內發現的數量之多，至為驚人。建國以來，出土薩珊銀幣約30起，計1171枚，絕大多數發現於絲綢之路沿線和京都附近。北朝時從波斯傳入的襖教在唐朝進一步廣為傳布。隨著波斯客商和僑民的增多，長安等地建立了襖祠，唐朝為之設置薩寶、襖正等視流內品官典守。景教與摩尼教也都在唐代先由薩珊朝波斯傳入中國。
薩珊朝波斯的藝術也對唐代有很大影響。唐代織錦圖案(聯珠紋、對鳥對獸紋)、金銀器的形製(如八棱帶柄杯、高腳杯、帶柄壺、多瓣橢圓形盤)、紋飾(翼獸、寶相花、狩獵紋、忍冬花紋等)就是最具體的反映。
大食
唐、宋時期中國對阿拉伯人的專稱與對伊朗語地區穆斯林的泛稱。早自7世紀中葉起，唐代文獻已將阿拉伯人稱為“多食”、“多氏”、“大寔”；10世紀中葉以後的宋代文獻多作大食。漢籍中阿拉伯人被稱為大食，顯然是受了伊朗語的影響。約在1世紀以後，阿拉伯部落之一塔伊部逐步遷徙到與伊朗最鄰近的地區，因此在伊朗人心目中成為阿拉伯人的代表。塔伊部的名字Tayyi’或Tai在中世紀伊朗語(婆羅缽語，即Pahlavi語)中作Tacik，在近世伊朗語中作Tāzī。這樣，由於語音學上的原因，作為阿拉伯人統稱的塔伊一名，在伊朗地區被讀作塔吉(Tāzīk，Tāzī)。關於漢籍中的大食來自伊朗塔吉一名這種語源學解釋，目前在學界頗占優勢。另有學者認為大食一名來自阿拉伯語商人tājir的對音，可備一說。
阿拉伯哈裏發帝國的向東擴張，使伊朗、中亞地區講伊朗語的人逐漸改奉伊斯蘭教。講伊朗語的穆斯林也被視為阿拉伯人，並被某些相鄰的民族稱為大食人，因而大食的涵義隨之擴大。例如，8世紀突厥文碑銘中的大食(Tajil)一名，即泛指信奉伊斯蘭教的波斯人而言。11世紀70年代中國新疆喀什的著名學者馬合木(Mahmūdal-Kāshgharv)纂成《突厥語辭典》(Diwān lughāt al-Turk)，其中明確注出Tāzīk為波斯人。這種對大食一詞應有廣狹二義的不同理解，無疑有助於人們研究中亞地區的中世紀文獻和唐宋時期漢籍中有關大食的記載。例如，《唐書》有關於大食發兵數萬助平安史之亂，《遼史》有關於契丹遣嫁公主於大食王子等記載，其中大食顯然不是指遠在西方的阿拉伯人而言。
阿拉伯人的大食帝國與中國的唐王朝大致建立於同時，兩國人民都創建了光輝燦爛的文明，從7世紀後半期起，交往日益頻繁。在唐代西域，唐、吐蕃、突騎施與大食之間，屢次發生錯綜複雜的衝突。751年，唐朝將領高仙芝對中亞的石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幹一帶)用兵。石國乞援於大食，大食派吉雅德·本·薩利赫(Ziyād b．sālih)東來。高仙芝與薩利赫相遇於怛邏斯城(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城附近)，高因葛邏祿部眾臨陣倒戈而敗績。這次戰役，大食兵擄走大量中國俘虜，其中有織匠、金銀匠、畫匠等，中國多種工藝技術因而西傳，其中對於中外文化交流發生深遠影響的是中國造紙技術通過這些被俘工匠而廣泛傳播於西方。此外，俘虜中的杜環旅居西域12年，親曆幼發拉底河畔黑衣大食(即阿拔斯哈裏發朝Abbāsids，750～1258)的都城(今伊拉克巴格達南的庫法，杜環記作亞俱羅)等城，歸國後寫出《經行記》一書。唐德宗李適時宰相賈耽撰《皇華四達記》，所記中西交通路線與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德比赫(Ibn Khurdādhbih)於885～886年完成二稿的《道裏與諸國誌》(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中相應路線甚多一致之處，說明兩者采擇材料的來源相似，大多得自雙方往來的商旅行人。這種商旅行人在唐末到宋初大量聚居於廣州、泉州、洪州(今江西南昌市)、揚州等地，多者達數萬人，均以大食之名見稱於漢籍。大食商人都是伊斯蘭教徒，隨著他們的經商活動，伊斯蘭教也從大食傳到了唐朝。泉州有北宋時代建立的中國最早的伊斯蘭清真寺；城外有宋元以來大食人的墓石群。南宋孝宗時桂林通判周去非撰《嶺外代答》，收錄有關波斯、阿拉伯等地記載多條，進一步增進了中國對大食情況的了解，理宗時泉州市舶司提舉趙汝適撰《諸蕃誌》，增補了周去非書之不足。此外朱彧的《萍洲可談》、嶽珂的《桯史》等也有記述。稍後編纂的正史、類書和方誌類著作如明代何喬遠《閩書》，正是根據上述文獻對伊斯蘭教、黑衣大食即阿拔斯哈裏發朝有相當正確的記載。
和中國不斷了解大食的情況一樣，大食也對中國情況有著日益具體的了解。伊朗語稱中國為cīn，阿拉伯語中轉化為sīn。在阿拉伯地理學家的概念裏，中國被置於最東麵的氣象帶內，位於圈圍Yājīj和Mājīj(雅術隻和馬術隻)兩族人民的長牆的盡頭，長牆當是中國萬裏長城在阿拉伯人知識中的不甚確切的反映。851年，阿拉伯商人蘇萊曼(Sulaymām)寫下了東來中國的行記，此書被納入失羅幃(Siraf)人阿卜·劄伊德(Abū Zaid al—Sirāfī)撰寫的《中國印度行記》(Akhbār al-Sān wa-Hind)之中。蘇萊曼和劄伊德對中國典章製度、工藝製品有生動描述。中國的Khānfū、Zaitūm等城也因此而蜚聲於阿拉伯世界。今天大多數學者認為Khānfū當是廣府(廣州)、Zaitūm當是刺桐(泉州)的對音。人們根據這兩部記述得知，黃巢起義軍入廣州，遇害的大食人以萬計，由此可以推知大食東來的人數之眾。此外，許多阿拉伯地理學家如伊本·魯斯塔(Ibn Rustah，著述活動在10世紀上半期)、馬思烏迪(Mas‘ūdi，?～956)等也留下了大食方麵關於中國的珍貴記載。
1259年奉蒙古憲宗蒙哥之命而西使的常德的行記，亦即元世祖中統四年(1263)經劉鬱記錄而成的《西使記》提及“天房”，這是漢籍直接記載麥加城之始。此後漢籍更多使用“天方”一詞指阿拉伯本部。隨著人們認識到阿拉伯人、波斯人、穆斯林三者的區別，大食的涵義開始受到限製，Tāzīk或Tājīk逐漸專指伊朗東北部的穆斯林居民，這大概就是今天帕米爾高原塔吉克族的族名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