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誰探究一門個別的科學的曆史，誰就在它的發展中找到理解一切“知識和認識”的最古老的和最相同的過程的一條線索；在那裏和在這裏一樣，過於匆忙地假設、假想，追求“信仰”的那個良好而愚蠢的意誌，在猜疑和耐心方麵的缺乏，首先得到發展——我們的感官很晚才學會，而且決不完全地學會充當認識的精細的、忠實的、謹慎的器官。在我們的眼睛看來，根據一個給出的誘因把一個已經常常生產出來的景象重新生產出來，比在自身堅持一個偏離的和新的印象更舒適一些，後一種做法需要更多的力量、更多的“道德”。聽某種新東西，這對耳朵來說是痛苦的和困難的，我們聽陌生的音樂時很糟糕。在聽另一種語言時，我們不自覺地試圖把所聽到的聲音形成到詞中去，它在我們聽起來是更熟悉的和更親切的——因而，例如德國人從前從所聽到的詞arcubalista中變更成armbrust（弩）。新的東西也認為我們的感官是敵對的和憎惡的；而且一般而言，在感性的“最簡單的”過程那裏，已經盛行著情緒，如畏懼、愛情、仇恨，包括消極的懶惰情緒。——一個讀者今天很少全部讀出一頁上的個別的詞（或甚至音節），他寧可從20個詞中偶然地大約取出5個，並且猜到可能從屬於這5個詞的意義——我們同樣也很少確切地和完全地看一棵樹，就樹葉、樹枝、顏色、形態而論，想象出樹的大致情況。這對我們來說要容易得多。甚至在最奇異的經曆中，我們還是這麼做：我們假想經曆的最大的部分，並且幾乎不被逼迫到這樣的地步：不作為“發明者”去注視某一個過程。這一切想說：我們從根本上從來——習慣於說謊。或者，為了更有德行地和更偽善地，一言以蔽之，更令人愉快地表達——人們比人們所知道的更多的是藝術家。——在一次生動的談話中，我常常看到我與之交談的人的臉，按照他所表達的思想，或按照我相信在他那裏所喚起的思想，我對他的臉看得如此清楚和精細地被規定在我的麵前，以至於這種清楚的程度遠遠地超出了我的視力的力量。肌肉活動和眼睛表情的精細狀況必定由我補充想象。這個人很可能作出一個完全不同的臉，或完全不作出。
8
Quidquid luce fuit，tenebris agit（白天發生的種種東西在黑夜中出現），但也顛倒過來。我們在夢中所經曆的東西，預先設定了我們常常經曆它，最終如此程度地屬於我們的靈魂的全部的家內事務，就像某個“現實地”所經曆的東西一樣。借助於後者。我們是更富有或更貧窮，更多或更少地有一個需要，並且最後在明亮的大白天，甚至在我們的清醒的精神的最快活的時刻有一點受我們的夢的習慣的監督。假定一個人在他的夢中常常飛起來，並最終一旦他做夢，意識到飛行——作為他的特權。也作為他的最本能的值得羨慕的幸運——的力量和藝術；一個這樣的人，他相信借助於最輕微的推動能夠實現任何種的曲線和角度，他知道神的某一種草率之感覺，一個“向上”而無須努力和強迫，一個“向下”而無須下降和貶低——沒有困難！——具有這樣的夢的經驗和夢的習慣的人最終在他的清醒的白天如何會不認為“幸運”這個詞染上了不同的色彩和被作不同的規定！他如何會不用其他的方式渴望幸運？“扶搖直上”，像詩人們所描述的那樣。與他自己的“飛行”相比較，對他來說，必定已經是太現世的、肌肉的、暴力的，已經是太“困難的”。
9
人的差別不僅顯示在他們的財產表的差別中，因而不僅顯示在他們把不同的財產看作值得努力追求的，而且還對價值的多與少、對共同承認的財產的等級秩序彼此有不一致的意見——那個差別還更多地顯示在他們視為現實的擁有和占有一個財物的那種東西中。例如，就一個女人而論，一個較有節製的人已經把對她的肉體的支配和性的享受看作擁有和占有之充分的和滿足的標誌；另一個以他的對占有的較猜疑的和較苛求的渴望，看到了“疑問”，看到了這一種擁有之僅表麵的東西，並想更細致地檢驗，首先為了知道，是否這個女人不僅委身於他，而且也為了他而放棄她擁有的東西或喜歡擁有的東西——隻有這樣，他把她看作“已被占有的”。但是，第三個人在這裏也還沒有達到他的猜疑和擁有欲的界限，他問自己，當這女人為他放棄了一切，她是否也許為了他的錯覺而不這樣做；他首先想徹底地，甚至深深地很好地被了解，以便完全地能夠被愛，他敢於讓自己可以被猜中。隻有在此後，即當被愛者不再對他欺騙自己，當她為了他的惡劣行為和隱蔽的貪得無厭的緣故恰恰如此程度地愛他，像為了他的善、耐心、精神性的緣故一樣，他感覺到被愛者完全在他的占有中。一個人想占有一個民族，而且一切較高級的卡格裏奧斯特羅（Cagliostro）和卡蒂裏那（Catilina）的藝術對他來說適合於這個目的。另一個人帶著一種更細微的占有欲望而對自己說“在人們想占有之處，人們不可以欺騙”。他在如下的觀念那裏是激怒的和失去忍耐的，即，他的一個假麵具控製了民族的心：“因此，我必須使自己被認識，並且首先認識我自己！”在樂於助人的和行善的人們中間，人們幾乎有規律地發現那種笨拙的詭計，它首先恰當地使自己成為應該被幫助的人。例如，似乎他“值得”幫助，恰恰渴望他們的幫助，並將忠誠地屈從地證明深深地感謝他們的一切幫助。以這些想象，他們像支配財產一樣地支配了貧困的人，當他們出於對財產的渴望一般而言是行善的和樂於助人的人的時候，當人們在幫助中遇到他們，或搶先他們一步時，人們發現他們是嫉妒的。父母不自覺地從孩子中造出某種與父母相類似的東西——他們稱為“教育”——沒有一個母親在她的內心的深處懷疑在孩子那裏為自己生下了一個財產，沒有一個父親否定自己有權利可以使孩子服從他的觀念和價值評價。確實，在從前，隨意支配新生孩子的生和死（例如在古代的德國人中），這在父親們看來是正當的。像父親一樣，教師、有地位的人、牧師、諸侯，現在也還在任何新的人中看到了新的占有的一個無須考慮的機會。結論是……
10
猶太人——一個“為奴隸製而生的”民族，像塔希陀（Tacitus）和整個古代世界所說的，“在一些民族中選出的民族”，像他們對自己所說的和相信的——猶太人曾實現了價值顛倒的奇跡，由於這奇跡，在大地上的生活在幾千年內得到了一種新的和危險的魅力：他們的先知們把“富有的”“無神的”“惡的”“暴力的”“感性的”熔化成一個東西，並第一次把“世界”這個詞改鑄成卑鄙之言。在價值的這種顛倒中（這個顛倒還包括把“臂”這個詞作為與“神聖的”和“朋友”同義的加以使用）有猶太民族的含義：在道德中的奴隸起義隨猶太民族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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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陽旁邊有無數暗的物體有待於推斷——這類東西我們絕不會看。在我們中來說，這是一個比喻；而一位道德心理學家把全部的星體論著隻當作一種比喻和符號的語言加以閱讀，以這種語言，許多東西可以被隱瞞起來。
12
人們徹底地誤解猛獸和掠奪性的人（例如凱薩萊·波爾吉Cesare Borgia），人們誤解“本性”，隻要人們還尋找在根本上這些最健康的一切熱帶的巨大怪獸和植物的“病態”，或甚至尋找它們天生的“地獄”，像迄今幾乎一切道德家曾做的那樣。看來，在道德家們那裏有一種對原始森林和熱帶的仇恨？而且看來“熱帶的人”不惜一切代價必定被破壞威信，不管是作為人的疾病和墮落，還是作為自己的地獄和自我折磨？究竟為什麼？有利於“溫帶”？有利於溫和的人？有利於“道德的東西”？有利於平庸者？——這為了《道德作為畏懼》這一章。
13
所有這些訴諸個別的人的道德，並為了他們的“幸運”——正像所說的。除了與個別的人生活於其中的危險性的程度相比是舉止行為的建議外，這些道德還會是別的什麼東西：針對個別人的熱情，針對他們的好的和糟糕的嗜好的藥方，這些藥方如此遙遠地有權力意誌，並如此遙遠地想扮演主宰：大大小小的聰明之舉和矯揉造作，附帶著陳舊的家庭常備藥品和老太婆的智慧的發黴的氣味；它們都處在奇異怪誕和非合理的形式中——因為它們訴諸“一切人”，因為它們在不可普遍化的地方去進行普遍化——它們都無條件地說話，無條件地對待自己，它們都不僅僅用一粒鹽調味，而是僅可忍受的，而且有時甚至誘惑人的，當它們被過分調味並且學會了危險地發出了氣味，特別是“有另一個世界”的味道。從智力上來衡量，這一切極少有價值，並且還遠非“科學”，更不用說“智慧”了，而是再次地說，三次地說，聰明，聰明，聰明，夾雜著愚蠢，愚蠢，愚蠢——不管現在是對斯多葛派分子所勸告和扶植的情緒的激烈的愚蠢行為的那種冷漠和柱形雕像般的冷淡，或者是斯賓諾莎的那個不再笑和不再哭，他通過分析和活體解剖情緒而如此天真幼稚地主張毀滅情緒，或者是使情緒沮喪達到無害的中等程度，在這中等程度，情緒可以得到滿足，道德的亞裏士多德主義；甚至道德作為情緒的享受在由藝術的象征意義所引起的故意的衝淡和超凡脫俗中，或許作為音樂，或作為對上帝的愛，和為了上帝的緣故對人的愛——因為在宗教中激情又有了公民權，預先設定了……最後，甚至那種殷勤地和故意地聽任情緒，像豪非斯和歌德所教導的那樣，那種大膽地放下韁繩，在年老的明智的怪人和醉漢的例外情況中的那種精神的肉體的licentia morum（作風自由）（在怪人和醉漢那裏“不再有很多危險”）。這也為了《道德作為畏懼》這一章。
14
在隻要有人的一切時代中，也就有人群（兩性關係，團體，支族，民族，國家，教會），並且與少量的命令者相比，總有很多的服從者，因此，考慮到服從迄今最好地和最長久地在人們中被實施和培育，人們可以正當地作出前提：平均地看，有關的需要現在對每一個人來說是天生的，作為一種形式的良心，對良心命令說：“你應該無條件地做某個東西，無條件地放棄某個東西。”一句話，“你應該”。這一需要試圖滿足自己，並且用一個內容去充實它的形式；按照它的強大、無耐心和緊張關係，它作為一個粗糙的胃口，它伸手時很少講究，並且接受了僅由一切種類的命令者——父母，教師，法律，等級的偏見，公眾輿論——呼喚到它的耳朵中去的東西。人的發展的奇異的限製性，躊躇猶豫的東西，長期慢性的東西，常常回奔的東西和其自身施轉的東西，立足於這樣的事實：群體的服從本能最好地並花費了命令的藝術被遺傳下來。如果人們想象這個本能一旦走到其最後的放蕩的地步，那麼，最終簡直缺乏下命令者和獨立者；或者他們內心受苦於壞的良心，並需要首先把一個欺騙加於自身，以便能夠下命令，即似乎連他們也僅在服從。這種狀況今天實際上存在於歐洲，我稱之為命令者的道德上的虛偽。他們知道沒有別的辦法在他們的壞的良心麵前保護自己，除了他們表現為較古老的或較高級的命令（祖宗、憲法、權利、法律或甚至上帝）的執行者，或者甚至從群體思維方式著手給自己借到群體準則，例如作為“其民族的第一服務員”或作為“公共福利的工具”。在另一方麵，群居的人今天在歐洲裝出一副模樣，似乎他是惟一被允許的一種人，並頌揚他的各種特性，如團結友愛的精神，友好，關心照顧，努力，適度，虛心，寬容，同情。由於這些特性，他是溫順的、和睦的和對群體有用的，作為真正的人的德行。但是，對於有些情況，如人們相信領袖和帶頭羊不能缺少時，人們在今天嚐試又嚐試：把聰明的群體人共同加起來以取代下命令者。例如，一切代議製的憲法有這個起源。盡管這一切，善行，從一種無法忍受的壓迫下解救出來，這些是為這些群居動物歐洲人而出現了一個無條件地下命令者，對這事實，拿破侖的出現所造成的影響給予了最後的偉大的證明——拿破侖的影響的曆史幾乎是較高的幸運的曆史，整個本世紀在它的最有價值的人和時刻中曾達到這較高的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