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我國的經濟政策還沒有改革開放,那些年在改造危棚簡易房上隻能靠政府投資解決。因此，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領導親自帶隊去北京要錢。在國家的關懷和支持下，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國家每年對哈爾濱進行了一些定額補貼，對改造危棚房起了很大作用。哈爾濱巿的三十六棚、十八拐等棚戶區的改造，共15萬平方米，投資幾千萬元，就是這樣解決的。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城市建設進程的加快，政府領導認識到，大量危棚房的改造隻靠一條道走下去，很難把住危棚簡房的人民居住問題完全解決，恐怕下一代人也解決不了這個問題，政府重新研究了改造城市危棚房的路子，到1990年以後，路越來越寬，逐步從主要靠國家轉變為國家幫與地方自力更生相結合的作法，後又轉變為靠地方自力更生為主，國家在大老難問題上給些幫助的辦法。因此，幾十萬幾代住危棚房的市民，無不讚揚政府對群眾無微不至的關懷，哈爾濱市的實踐，說明了一個真理：那就是“事在人為，世人無難事，隻怕有心人，隻要自己肯努力，一切難題都會迎刃而解”。這也是幾屆政府所總結出的一條哲學道理。
(二)實行了多種易於被人們接受的有效措施
哈爾濱市把采取多種措施解決改造危棚房的資金稱謂：“特事特辦”。但這種“特事特辦”必須為易於接受，否則就會行不通。哮此，哈爾濱市開辟出多項籌集改造危棚房的資金渠道。如:①房地產開發的非經性環境差價；②被改造的危棚房住戶安置新房比原房增加麵積的超麵積集資；③給改造危棚房適當的減免稅費等等。
上述條件易於被人們接受的根據是：一方麵房地產開發的非經營性環境差價，實屬馬克思《資本論》中的“級差地租"。級差地租是因政府的投入才發生的,理應由政府收回；另一方麵在房地產開發經營部門經營的商品住宅中，地點的不同價格也不同，政府所收房地產非經營性環境差價與商品房售價成正比例。實踐證明在好的地段雖收取了環境效益差價，但商品房從不積壓，這就充分證明這條政策為商品房購買者所接受。至於超麵積集資，有同樣的效果。在我國職工工資中不含住房因素，職工解決住房主要靠職工所在單位，盡管幾年來住房製度有所改革，但是到現在職工靠單位解決住房的製度沒有多大改變。因此，職工因動遷安置（按人口給房)所增加的住房麵積的集資款由職工單位負擔也是理所當然。但有的單位實在困難,職工本人又有條件也允許職工本人負擔這條政策無疑也是能被人們接受的。
至於政府給予危棚房改造的減免稅費的政策所省下的建設資金增加了再投入的力量，可多改造些危棚房。第二部分的數字可充分證明，這些政策在改造危棚簡房中所產生的效應。
另外，由黑龍江省頒發的“三統一限製”方針，也易於為社會所接受，它很好地控製了分散建設，使危棚房的改造能適應現代化城市建設的原則。十幾年實踐證明，由於這條政策，哈爾濱市的城市麵貌發生了很大變化。
(三)成片地改造危擁房帶來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一個現代化的城市必須具有基礎設施完善，環境質量較好，整體功能水平較高，各項事業協調發展的特點。零打碎敲的去改造危棚房絕對不會產生上述效果。哈爾濱的經驗告訴我們，必須成片地按照城市總體規劃和街道的詳細規劃去進行改造危棚房。十幾年來哈爾濱市的實踐表明，加速舊城市改造會給城市帶來一係列的效應。
消除了城市的積患，改善了城市麵貌，使舊城換新顏。
對城市進行了整體改造，把過去上水進不去汙水排不出，家家有煙囪，煤氣甩不上，道路狹窄,環境惡劣，隱患嚴重威脅群眾生活的局麵徹底改變。改造完的小區都達到了基礎設施完善，居住環境舒適的現代化水平。城市整體功能大大提高，幾十萬居民住上了功能齊全的新住宅，收到了極好的社會效益。
由於大量危棚房的改造,大大增加了房地產開發任務量。全市在80年代初隻有三、五家房地產開發企業,經過十幾年發展，上升到200多家,大多數房地產開發企業，都獲得了較好的經濟效益。
(四）改造現有的舊城區，必須實行綜合開發與配套建設
哈爾濱市改造城市危棚房的實踐還告訴我們，房改應堅持百年大計，而不是權宜之計。為此，經過改造的住宅，要達到小康的目標。從這個觀點出發，新住宅不僅應有上、下水、采暖、煤氣、電視天線等日常配套設施，還要考慮到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據此，他們不但考慮了上學、購物、環境衛生、綠化和交通，同時有些住宅小區還安裝了電話，增設了熱水等設施。在住宅套房的內部設計上，擴大了客廳、衛生間等的麵積，使住宅在使用上更趨於合理，方便了住戶。
論衛星城與中國城市發展
(中）楊長明（武漢市社科院）(中）傅漢安（武漢黃埔房地產開發公司）
18世紀中葉，第二次產業革命——工業革命的號角蒸汽機一聲轟鳴，開辟了人類文明史的新曆程。與此同時，人類開始大規模利用礦物資源；農業逐漸用機器進行耕作，農業生產率迅速提高，束縛在耕地上的眾多農業勞動力得到了解放；城市開始豎起高大的煙囪，成為準備容納更多勞動力的地方。從此，與經濟和社會發展密切相關的世界城市化進程加快。工業革命發源地的英國，1820年率先出現了象征著人類文明新紀元開端的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倫敦，之後，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農村人口大量自發地流向城市。人口的急速城市化，使英國各類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口達到200萬，1845年達到250萬。初期的大城市雖然對農村人口有巨大的吸引力，但對人口的容納力卻有限，致使倫敦因人口過密而出現了住房緊張、交通擁擠、環境汙染等種種弊端。針對此種情況，英國的霍華德於1898年寫了一本題為《明天：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的書。此書修改後，於1902年出版時改名為《明天的花園城市》書中主張在大城市的遠郊,建設一些地理上獨立的小鎮，鎮上有工業、商業及其它工作崗位，居民可以就地工作和居住生活。同時也主張將大城市多餘的人口疏散到這些小鎮，以減輕大城市的壓力與負擔。
正式提出並使用“衛星城”這個形象化概念的是美國的格拉姆羅邁泰勒,他於1915年提出應在大城市郊區，建立類似宇宙中衛星般的小城市，把工廠從大城市人口稠密地區遷到那裏去，以解決大城市因人口過密而帶來的種種弊病。隨之而來便出現了許多有關衛星城的著作。之後，在各國大城市中相繼列入了建立衛星城的構想。英國率先建立衛星城，繼英國之後，法國、日本、意大利、蘇聯、美國、比利時、荷蘭、菲律賓、新加坡等國家，都紛紛建立起衛星城。我國於本世紀30年代在當時國民黨政府所在地南京郊區大廠鎮建立了第一個衛星城。新中國成立後，上海、北京、廣州、天津、南京、沈陽、武漢等城市，都先後在郊區規劃、建立了數量不等的衛星城。
近百年來，衛星城從理論到實踐，其發展是很快的。第一代衛星城即臥城，是隻有生活設施的小型居民城鎮，居民的工作和文化生活仍要到主城。第二代衛星城則有一定數量的工廠企業和公共設施，居民可以就地工作。第三代衛星城獨立性更強，有許多任務廠及文教、商業、交通設施，基本獨立於主城，具有多種就業機會,其中心也是現代化的。目前衛星城已發展到第四代，即多中心開敞式城市結構，用高速交通線使主城與衛星城連接起來，主城功能也擴散到衛星城，每個城市都分別成為行政、工業、社會的中心。衛星城發揮的作用，無論國內還是在國外，都是有目共睹的。
衛星城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大城市由於工業和人口過度集中而帶來的住宅緊張、交通擁擠和環境質量下降等城市問題。在英國倫敦，100人以上的丄廠約有70%遷移到了衛星城。在法國巴黎的5座衛星城中，到2000年計劃居民平均人數達到30萬人。我國上海的7座衛星城中總人口已達到54萬人。北京、天津、廣州、南京、沈陽、武漢等地衛星城的人口都在50萬以上。雖然城市中心人口遷移較少，但它截住了鄉村人口，所以可以說效果顯著。
衛星城具有城市生活的便利與鄉村自然景觀相結合的特點。由於重視其工業發展，在經濟上可以自主，而生活環境優於大城市。據不完全統計，，二戰後的20一30年內，英國在全國共建衛星城33座，美國有145座左右，法國有39座，日本有35座。我國許多大城市都有自己的衛星城，就武漢而言，迄今已有7座衛星城。為了促進衛星城的發展，不少國家采用了一係列優惠政策，以利於其工作環境、生活環境優於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