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夏天，為紀念自己遭遇空難一周年，我開始寫一首關於聖潔、關於情愛、關於信仰的長詩《用胸膛行走的高原》。當我趴在寫字台上忘情地寫作時，百年來最大的一場暴雨正在頭頂上傾瀉。那場雨下了三天三夜。在寫作長詩之前，我就應該去送兒子到老家縣政府設在武漢的辦事處，搭乘長途客車回老家度暑假。長詩寫就後，暴雨還在下著。我將那遝詩稿從頭到尾大聲朗讀了一遍，叫上兒子，出門在街邊攔住一輛都快成為船的出租車。我們在六渡橋附近的一條街上下了出租車，頂著雨，低頭一躥，竟先進了緊挨辦事處的一家私人藥店。因為身上沾著雨水的緣故，我將拎著的包隨手放在藥店的櫃台上。雨太大，當天的生意一直沒有開張，藥店老板的心情不好，他吼著不許我在他的櫃台上放東西。我用城市的方言說，馬上就會將東西拿開。我的不太流利的城市方言讓老板一下子紅了眼，他撲過來，抓起我的包，扔進門外的雨水裏。在我愣著不知發生了什麼時，老板繼續吼叫著，用標準的城市方言，譏笑我還沒在這個城市裏玩熟。我默默地走進雨中，從水裏撈起自己的包。回望年久失修的辦事處，就像看見了自己的根柢。
藥店老板的輕蔑不是沒有理由！我的確沒將這座城市玩熟！
那句話泄露的是城市最深的心機。城市在這一方麵是不願意擁有我的。
城市的這種秘密，就像瞎子三福懷裏揣著的那張電車車票。
是城市就不在乎鄉村。這場雨，它在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淹沒了半個中國。城市四周，方圓幾千平方公裏的鄉村一時間全成了澤國。一位在北京做記者的朋友趕來采訪時，在出租車上問司機，如此岌岌可危的孤城，萬一守不住了怎麼辦？司機平靜地說，這麼大的城市，國家是不會讓它被水淹的，真有萬一時，肯定會丟農村這個卒來保武漢這個車。我的朋友後來說起那位司機的心安理得時，憤慨地說了一句很難聽的話。我勸他息怒，並問，有誰會在這種時候犧牲城市保護鄉村呢？朋友頓時喑然無語。
我們都記得一九六〇年前後的大饑荒，在遠離城市的鄉村，種糧食的農民餓死了很多，種棉花的農民凍死了很多。然而，城市不僅完好無損，它還反過來用積攢起來的糧票和布票，救濟出產糧食與棉花的鄉村。
我不得不悲壯地認識到，在城市麵前，鄉村永遠是一種宿命。
我經常得去取信件和開會的單位，正在解放公園路與建設大道交叉處。路口上一直有個電話亭。那個電話亭是我與尚在城市之外的兒子說話的地方。那天中午，陽光很燦爛。樹陰下擺棋攤的人生意好得出奇。我掛斷打給兒子的電話從電話亭裏走出來，心裏正空虛，一個中年男人大大方方地走到我麵前，親切地叫我一聲：老弟！中年男人是安徽壽縣人，說是到武漢尋找失蹤的妻子和孩子，來了一個星期，帶的錢都花光了，希望我能幫一把，給些錢讓他吃一頓午飯。他還沒說完我就意識到，自己又遇上了一種新的騙人把戲。不過我還是將他的話全部聽完。在故事的最後，中年男人添上一句與故事無關的話。他說：我一眼就看出，你是這個城市裏唯一肯幫我的人。我嘴裏沒有做聲，內心卻頗為驚訝。我默默地從錢包裏找出一張五元紙幣遞過去。他接過紙幣後，像是怕自己的把戲被拆穿，一句多餘的話也沒說便匆匆往馬路那邊走去。待站到有一條車水馬龍的大道阻隔著的地方，他才回頭用一種不舍的目光望著我。
這個城市裏的乞討者從來都是低三下四的，像他這樣敢於將自己可能的施舍者叫老弟，並不完全是乞討者的勇氣與藝術。
我明白，在自己身上還有與城市格格不入的東西。這類東西不會因自己在城市裏生存地位的高置、生活質量的良好而發生變化。就算是有一天，肉體化入泥土，它也依然存在。這東西不完全是情感，然而在日常人生中，我們隻有用情感來形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