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九五年之前，我也許會將這種連腳印都留不下來的小路稱之為迷你小路，也有可能將這種連塊石頭標誌都沒有的碼頭稱之為迷你碼頭。那一年的秋天，我躲在有水無山的武漢西郊寫了一部名叫《迷你王八》的中篇小說。《上海文學》雜誌在一九九六第一期上發表之際，時任主編的周介人先生在電話中同我商談，將其改名為《分享艱難》，並且預言，在以後的多年裏，“分享艱難”一詞必將會成為一種公共話語，因為它會觸動這個社會裏最敏感的那條神經。在內心裏我一直沒有放棄先前的喜歡，覺得如此小說題名會平添一份有趣。我當然也明白，無論是舉重若輕還是舉輕若重，對艱難的分享與否，對於人性和人的品格來說，真的是高下立見。後來的種種事實，印證了周先生的先見之明。已經十幾年了，人文領域每年都會冒出新的論爭，“分享艱難”的問題一直處在掙不脫的旋渦中心。在大部分人那裏，這場論爭已經超越文學藝術本身，變成了以“為誰分享艱難”作為分水嶺的政治紅線。
人在思維中天馬行空，是人類不斷進步與進化的重要因素。
隨著時光推移，某些人的思想會顯出高山仰止的境界。在人們普遍不能適應時世的艱難、仍然將自己限製在認為改革隻能給這個世界帶來沒有窮盡的幸福的情結之中時，“分享艱難”恰如一聲斷喝，驚醒許多黃粱枕上人。是憤懣？是迷惘？是撒嬌？是非種種全是別人的思想經曆。身為資深小說書寫者，那時候我的心正在像詩一樣痛苦。
那一年的情人節，南方的一家青年報，用一個整版的篇幅，刊登了一位浪漫癡情的男子向戀人求婚的廣告。就在同一天，北京的一家青年報上，卻有這樣一篇報道雲南鄉村的一位妻子，拿著家裏僅有的兩角錢，去往山下的鎮上買鹽等日常生活必需品。離家之後的路上，妻子始終將錢緊緊地攥在手心裏，奇怪的是那錢竟然還是丟了。妻子在崎嶇山路上苦苦尋覓始終不見蹤影，天黑之後不得不回家，並打算第二天再來尋找。為人妻的女人預感到將有災禍降臨，卻沒想到災禍是如此嚴重。盛怒之下的丈夫，突然失去理智，拿起一把刀，活活將妻子的兩隻手指剁下來，以示懲戒。
我並沒有親自讀到這兩份報紙。這些事例是從同城詩人劉益善那裏聽來的。北京那家青年報的同一個版上，還有一篇消息也是說雲南的：一位老奶奶拿著一分錢，在供銷社裏求售貨員賣給她一兩鹽。旁邊的一位幹部於心不忍，買了半斤鹽送給她。老奶奶翻身倒地，非要磕頭謝恩。即使一分錢，那也是老人僅有的。
詩人講述這些時，淚水打濕了雙眼。到最後他才反問我，南方的那家青年報上所登求婚廣告的花費是多少？我不想猜，隻管愣愣地盯著，直到他回答說：五萬元。我幾乎是責問，你為什麼不寫成詩？這種詩是天賜的，想找也找不到的呀！詩人的回答讓人加倍痛苦。他說，如今誰願意發表這樣的詩？就算勉強發表出來，誰看呢？
後來有機會去過一次雲南。還沒到達，半空中的飛機讓人就感受到高原山區強氣流給人的震撼。下飛機後的當天晚上，就見到了那位複姓的省委書記。他給我們講在雲南行路之難，他曾經去過一個鄉，下了吉普車，再走三天才到達。我放棄了在那種場合複述一分錢、兩角錢和五萬元錢故事的想法。這位下決心要將全省的鄉鎮走遍的省委書記沒有實踐自己的諾言，不久之後，他就被調離了。私下裏聽一些人說，堂堂省委書記，每個周末都要開著吉普車往縣裏跑，事先也不打招呼，給全省幹部造成很大壓力。雲南之地與長江三峽異曲同工，山水多如錦繡。我去時不是油菜花開的季節，唯有不靠陽光雨露滋潤的山間小路在袒露著條條艱難苦辛的生活臍帶。其實，天下鄉村哪裏不是如此？如果不是親曆，隻是帶著一副審美的眼光四處行走，別說另類的“雲南十八怪”讓人興趣盎然，就是寧夏西海固，也能看成是非常有特質的油畫與雕塑。
作為自然，鄉村像詩一樣美麗。
作為人生，鄉村像詩一樣痛苦。
那一次，四季如春的昆明在我們習慣上稱作深秋的日子突然落了一場大，據說是多年罕見。頭一天還是風和日麗，一點預兆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