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條來源於六月十五日的《長江日報》：湖北省委省政府召開全省農村教育工作電視電話會議要求，加快農村教育改革與發展步伐。要在二〇〇五年底消除農村校舍D級危房，把“普九”債務鎖定並分解到縣鄉兩級政府，保證進城務工農民子女入學。武漢市將於今秋進行“兩免一補”（免書費、雜費，補助生活費）試點，並爭取於二〇〇六年在農村義務教育全麵推行。
歸納起來，重要之處在於第二條消息最後所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在電視電話會議上說，要帶著對農民的深厚感情搞好農業教育工作。沒有對農民的深厚感情，也就很難理解村民王建林為什麼會說，把幾千年的事給翻過來了。
正是那幾天，有朋友送我一本他所著的關於長江三峽的散文集，信手翻開，立即就被一段文字所打動：成了移民的一位母親，臨行前三番五次挪不動腳，點一炷香插在已成廢墟的故土上，長跪不起，淚流不止。當一位年輕的移民局官員在背後罵她老封建時，作為父母官的縣委書記為自己的下屬如此不了解中國農民，如此對中國農民沒有感情而深感震驚。
十幾年前，我寫過一部《鳳凰琴》，追問的作為是鄉村教師的這一類人，曆史與現實如何評價他們的生命意義與生存價值？十幾年後，《鳳凰琴》中的人生困境反而有更加危重的趨勢。二〇〇五年教師節的第二天，我去中南醫院看生病住院的朋友。一般時候住院部總是格外安靜，但在那一天，我所見到的情境有些反常：朋友所住病房外麵的走廊裏，聚集了許多內心有著巨大壓力卻不得不沉默不語的男男女女。悄然問過之後才得知：正是作為教師節的昨天，來自那座著名將軍縣的幾位鄉村代課教師，因為一些可想而知的普遍問題得不到解決，集體到省政府門外服毒自殺。被各種導線和導管纏繞的那批鄉村生命，躺在病床上的模樣無法不讓人動情。
在經曆了太多的感情波瀾之後，我卻發現，感情隻能作為一種動力，而無法成為一種諾言和保證。當社會整體出現麻木不仁時，強調感情是必要的。然而，從長久來看，真正能保護鄉村整體利益的反而是理智。
如今的父親已經年事甚高了，除了自己的養老金外，別的事情早已經高高掛起。當然，不是他自己的放棄。相反，他一直在試圖對上及嫦娥探月衛星，下至陝西省鎮坪縣鄉村獵人周正龍所拍攝的野生華南虎照片，還有鄂西野三關鐵路隧洞塌方，正巧砸中一輛過路客車等各類社會事務發出聲音。二〇〇八年大年初一，一家人坐在院子裏享受冬日陽光時，基本失聰和失明的父親甚至將他的二女婿叫到身邊，突如其來地問他，陳水扁最近又在台灣鬧什麼事了？解放台灣的這一仗打得起來不？引得他的下輩們一齊發出這個春節最為快樂的笑聲。時光讓父輩們放棄的恰恰是他們一直不想放棄的社會。
社會的快速變革讓父親這一代人即使是思考自己所創造的曆史，也達不到當下所需要的深度：為什麼鄉村當年被稱為人民公社，而不直接叫農民公社？如今卻要在種種行政管治機構之外允許再成立一個村民自治委員會，而不直接叫人民自治委員會？
在被稱為人民公社時，所謂農民這樣一類鄉村中人，在法律製度上與別的人群類別還是平等的。那個階段，起碼在政治文化上是將鄉村中人，當作普天之下各類人等中平等的一種，並且有著同樣不可鄙視與低看的文化形象和政治權利。甚至特意冠以人民二字，來強調這種在最近距離管治鄉村的政治公社的性質。那時候政府的政治傾向是均等的。鄉村的水利建設、道路交通工程和教育體係，在那個階段裏，與城市的堤防、馬路和學校工程一樣，統統歸由政府投資。後來發生的變化同樣一清二楚。政府對城市公共設施建設的投入越來越大，城市中人也開始享受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通行的社會保障和福利製度，優勢的教育資源也快速地集中到城市。在鄉村，過去有的現在沒有了，過去沒有的現在更加沒有。命脈一樣的道路須得集資修建，命脈一樣的河流須得集資防護，命脈一樣的教育需要集資興辦，那些掐著鄉村命脈的疾病與衰老，更是成為仿佛是專門針對鄉村的懲罰。
有著鮮明政治目的管治官員是最早的清醒者，所以才從政治與文化的雙重取向上，提出村民自治委員會之夢想。雖然是夢想，卻也表明了一種真實，即是當今的鄉鎮一級政府，已經將當年人民公社的烏托邦一掃而光，還原了任何政府都是既以管治為手段，又以管治為目的的道德真相和政治真相。叫村民而不叫人民，也不再僅是稱謂的差別，而是在政治上承認，身在鄉村的人民，正在受到有理無處說、有冤無處申的某種壓製。應該坦率地說明，為身在鄉村的人民專門法定一個委員會，是要對抗那些既來自內部，也來自外部種種針對鄉村人民的醜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