贛南是我如今常常要去，並且常常在心裏牽掛的命定之地。
第一次去，是二〇〇一年春節。頭一回陪妻子回娘家。年關時節，火車上人很多，就連軟臥車廂也沒法安靜下來。火車在贛州前麵的小站信豐停了幾分鍾。懷抱著隻有十個月的女兒，迎著很深的夜，就這樣幾乎什麼也看不見地踏上了總是讓我感到神秘的紅土地。到家後的第一個早晨，那座名叫安遠的小城，就讓我驚訝不已。包括將一汪清水筆直流到香港的三柏山，和小城中奇怪地起名“天燈下”的古樸小街。我是真的沒想到贛南的山水如此美妙，第一次行走在她的脊背上，天上下了雨，也落了，濃霧散過之後，冬日暖陽更是習習而來。從安遠回武漢，那段路是白天裏走的。山水隨人意，美景出心情，這樣的話是不錯。回到湖北境內，將沿途所見一比較，就明白對什麼都愛挑剔的香港人，為何如此鍾情發源於贛南的東江秀水。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生養我的鄂東和生養妻子的贛南兩地有著非常特殊的淵源。在安遠的那幾天，妻兄不隻一次地對我說起，此地從前也是蘇區，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的鄧小平，第一次就“落”在安遠。那一天，他帶我去看毛澤東著作中屢次提及的“土圍子”，當地人稱為圍屋的建築奇觀。汽車先在一處蒼涼的廢墟前停下來。妻兄說，從前，這裏是一處圍屋，贛南一帶最早鬧革命時，裏麵曾經駐紮著一支工農紅軍的部隊，號稱一個營，其實也就一百多號人。那一年，他們被戰場上的對手圍困在此。對手雖然強大，卻屢攻不下。對峙了一個月後，一架飛機從天際飛來，將一顆顆重磅炸彈扔在做了紅軍堡壘的圍屋之上。曾經堅不可摧的圍屋被炸成了一堆瓦礫，紅色士兵的血肉之軀，沒有一具是完整的。攻破這座名為陳家圍的指揮官，急忙向上報喜，卻引來殺頭之禍。原來廣東軍政首腦陳炯明，從邀功信中見到陳家圍一說，痛恨此人將這一支陳姓家人殺了個雞犬不留，一怒之下，找個借口將這位團長送了軍法處。曆史的圍屋有的毀於一旦，有的仍舊生機盎然。當我站在另一座名為東山圍的圍屋中間，龐大的古老建築，超過一千人眾的鮮活居民，還有圍牆上那一隻隻被迫擊炮彈炸得至今清晰可辨的巨大凹陷，心裏情不自禁地想象，曾經有過的殘酷搏殺是如何發生的。
我們這一代人是在革命文化中泡大的。從能識字起，就抱著那一卷接一卷仿佛總也出版不完的革命鬥爭回憶錄《紅旗飄飄》看。圍剿與反圍剿、遵義會議與四渡赤水、爬山與過草地、《十送紅軍》與《長征組歌》等淒婉壯美的藝術作品，自然而然地成了文化修養的一部分。在時代快車麵前，曆史真相往往擦肩而過也難為搭乘者所知之。如果僅僅是一次接一次的探親之旅，老嶽父退休之後所種植的豐饒的柑橘園，會同無數相同的青翠一道，多半會將紅土地上的壯烈定格成用勤勞換得的甘美。
二〇〇五年五月十三日，在南昌與“中國作家重訪長征路采風團”的同行一起，同江西省委負責同誌座談時，大部分話題還在贛南柑橘味之美已經成為世界第一上。第二天的午後，車到瑞金，在撲麵而來的遺址遺跡麵前，腦子突然冒出小時候讀過的一篇文章：《三五年是多久》，並驚訝於它在心裏深藏了這麼多年，居然一點也不曾丟失。當年紅軍倉促離開瑞金時，一位老大娘拉著紅軍戰士的手，問何時能夠回還。紅軍戰士想了想說，三五年吧。吃盡千般苦的老人等了三年不見親人回，受盡萬般難的老人等了五年還不見親人。她以為三加五等於八年，可是還不行。等到當年的紅軍戰士真的回來時，她一算：
三五一十五，原來是十五年。
隔一天，到了興國縣，才曉得還有比老人的等待更讓人為之動容的。一位當年剛剛做新娘的女子，自紅軍撤離後，多少年來，每天都要對著鏡子將自打扮得整整齊齊，然後去那送別丈夫的地方，等候愛人的歸來。這位永遠的新娘，從來就不相信那份表示丈夫已經犧牲的烈士證明書。她隻記得分別的那個晚上，那個男人再三叮囑，讓她等著，自己一定會回來陪她過世上最幸福的日子。我們到興國前不久，一直等到九十四歲的新娘，終於將生命換成另一種方式，繼續滿世界地尋找自己那當紅軍的新郎去了。
這樣的等待讓人泣淚，還有一種等待則讓人泣血。在興國縣一座規模宏大的紀念館裏，掛滿了元帥和將軍的照片與畫像。
在將星閃耀的光芒下，講解員特地告訴我們，新中國成立後，一位將軍以為革命成功了，家鄉人肯定過上好日子了。將軍高高興興地回到家鄉，發現當地仍舊那樣貧窮，便流著淚發誓，下次再回來，家鄉若還不富，他要跪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