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軍官指著地平線說：“我們將撤退到該線。”
奧登情不自禁激烈地幹預：“你們絕對不能退卻！”
中國人隻是莞爾而笑。
奧登他們隻是後來才知道這是整個台兒莊大戰的一部分。原先與他們在西班牙見到過的荷蘭導演伊文思一行，這次深入更遠，拍了一部好電影。
奧伊二人到西安，回武漢，然後東行南昌，到達金華，采訪了敵後，然後從溫州搭一艘假冒意大利的挪威船，北上到達上海租界孤島。在那裏，邵洵美為他們翻譯了遊擊隊的戰歌，在中國長期從事工業合作社運動的新西蘭人路易·艾黎與他們長談。伊舍伍德的記述，結束於艾黎一句意味深長卻是相當模棱的話，“我們將從新開始，從1927年。”
奧登與伊舍伍德的戰地之行，對抗戰中的中國各界，鼓舞甚多，雖然奧登最不喜歡的是“作宣傳工作”，這二位使者同情所在，卻並無掩飾。作為戰爭記者，盡職而且勇敢。
但是他們留下的最長久影響，看來是在中國詩人之中。奧登過後，餘風長存。在大部分鬆散自由的抗戰詩歌中，出現了一些形式略為嚴謹，內容比較深沉的作品，例如卞之琳的《慰勞信集》（伊舍伍德在後來的回憶中，幾次提到卞之琳）。王佐良在80年代回憶說，“好幾個中國青年詩人，呼吸著同樣的詩歌革新空氣，對奧登的作品十分傾心。”
奧登是一個從不肯為某種政治目的而放棄自己詩路的詩人。《戰地行》中的大部分詩，複雜晦澀如故。很少激動，從不感傷，沒有明顯的對中國人民抗戰事業的讚美。可以說，他在戰爭中更看到人類的悲劇“暴力就像傳染病一樣成功”。抒情也隻見於個別詞句，例如十四行詩集的結句：“我們必須生活在自由中，山民就是住在山裏。”
十四行詩組第十八首，直接寫徐州戰事，卻是哀悼一個士兵之死，“被他的將軍和虱子拋棄”。在武漢宴會上，田漢即席賦五絕一首，奧登隻好站起來讀這首詩。第二天《大公報》刊登的譯文，卻把這行改成“富人和窮人聯合起來一同戰鬥”，成了戰時文藝界的一樁笑聞。1978年我考研究生，複試時卞之琳先生堂考翻譯此詩，可見那一代詩人對奧登的欣賞。實際上，奧登的某些作品，點出了戰爭時期如何寫詩的一條新路子。
中國之行，前後四個月，加上船程，共半年多。此行成為奧登一生的轉折點。不僅是因為他寫出了一些最佳作，訪問中國之後，兩個結果很明顯。一是奧登從此對英國人的帝國情結更加不能忍受。回英後不久，他就移居美國，徹底離開他享盛名的祖國。燕卜蓀1939年途經紐約見到他，奧登對他說他移居到陌生人中，是因為“不願意做丘吉爾的桂冠詩人”。很多人指責奧登在大戰前夕“拋棄祖國”，奧登卻在這場戰爭中，看到他不願服務的帝國利益。
另一個更重要的發展，是他的宗教信仰進一步加強。從《戰地行》的記載，可以看到，他對在華傳教士很注意，看到他們在最困難條件下，在日軍占領施暴時，從容應付，按信仰行事，至為感動。這使他對先前之作，頗為不安。參與西班牙和中國的戰事，他明白在戰爭中，人很容易激動。避居紐約，他至少脫離了30年代作為左翼詩人形成的是非圈子。
奧登在美國，依然是詩壇領袖，但是他詩風由絢爛走向雋淡，從焦灼走向平靜。《戰地行》最後的詩句，背景是在上海，遠遠聽見遊擊戰的轟鳴，他卻似乎在對冥冥中的上帝訴說：“哦，請教會我如何成長，走出瘋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