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空空道人的抄本與一個叫“曹雪芹”的人關係點明：
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又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即此便是《石頭記》的緣起。
因此，石頭是敘述者，空空道人是敘述的接收者，“曹雪芹”是編輯者。但是編輯、增刪、選擇、編排之類，本來就是敘述行為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出現了一個典型的複合敘述者。
一般說來，任何敘述都隻需要一個敘述者，但是由上層敘述提供人物來做敘述者時，可以有幾個人物插手。
另一個熟悉的例子，是魯迅《狂人日記》。日記的作者狂人當然是主敘述的敘述者，但是超敘述中的“我”說他就，“間亦略有聯絡者，今撮錄一篇。以供醫家研究，記中語誤，一字不易；惟人名雖皆村人，不為世間所知，無關大體，然亦悉易去。”這樣，“我”就參與了主敘述的敘述行為，而且具體說明了他負責的敘述加工。主敘述已不再是狂人一個人寫出的“原本”。《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回開始：
新小說社記者，接到死裏逃生的手書，及九死一生的筆記，展開看了一遍，不忍埋沒了他。就將他逐期刊布出來。閱者須知自此以後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筆，及死裏逃生的批評了。
這麼說，上書的主敘述裏應當有兩個人的聲音。這可能是作者的原構思：“正文”中將有“九死一生的手筆”與“死裏逃生的批評”(或許會有點像《老殘遊記》中每回的“劉鶚”評語)。可是此書目前無此結構。我們隻能認為此小說主敘述有一個雙成分複合敘述者。
我們知道《紅樓夢》後四十回是高鶚續寫的，在超敘述的安排上，也留下了續寫的痕跡。全書最後一回，有這樣一段：
這一日，空空道人又從青埂峰前經過，見那補天專用之石仍在那裏，上麵字跡依然如舊，又從頭的細細看了一遍，見後麵偈文後又曆敘了多少收緣結果的話頭……想畢，便又抄了，仍袖至那繁華昌盛地方遍尋了一番。
這就是說，空空道人抄過兩次，第一次應以“偈文”告終，即第一回所說的“無才可去補蒼天”偈文，第二次重抄，多加了“收緣結果的話頭”，這當然指的是後四十回。續作者硬要逼空空道人重抄一遍，可見在續作者看來這個超敘述結構能證明他的續作實屬必要，而且來曆分明。
《堂吉訶德》的超敘述也分成兩段。該書第一部發表九年後，這本書的第二部才出版。
上部前八章一直是第一個敘述者“我”敘述，第八章末尾突然下文提供了敘述者：
可是偏偏在這個緊要關頭，作者把一場廝殺半中間截斷了，推說堂吉訶德生平事跡的記載隻有這麼一點。當然，這部故事的第二位作者決不信這樣一部奇書會被人遺忘，也不信拉·曼卻的文人對這位著名騎士的文獻會漠不關懷，讓它散失。因此他並不死心，還想找到這部趣史的結局。靠天保佑，他居然找到了。
“我”這個編輯者隨時推脫責任給這個阿拉伯的曆史學家：“假如有人批評這個故事不真實，那無非是因為作者是阿拉伯人，這個民族是撒謊成性的。不過他們既然跟我們冤仇很深，向來是隻講得減色貶低，不增光誇大。”從現在回顧，塞萬提斯與曹雪芹這兩位作家，年代差了一個多世紀，但是在古代緩慢的日曆中，他們差不多同時在東西方發明了“作者-傳送者-編輯者”構成的複合敘述者。
《紅樓夢》第一回下半部分與第二回上半部分甄士隱與賈雨村的故事，引出冷子興對榮寧兩府的介紹，這一部分沒有提供新的敘述者，應當說與《紅樓夢》的主敘述同一層次，在最後一回，賈雨村重見甄士隱，甄士隱說：“這一段奇緣，我先知之”，又預言“蘭桂齊芳，家道複初”，這並不說明他們站在比主敘述高的層次，他們的故事，直到此處，依然是石兄—空空道人—“曹雪芹”敘述的範圍。他們的故事發生在榮寧兩府主要故事之前，不是超敘述。
第二回，林如海家的故事與賈雨村上京一事，甄士隱女兒英蓮與薛家北上一事，兩條線共同引出《紅樓夢》主敘述，這兩個相對獨立的故事與《紅樓夢》主敘述也是屬於同一層次。護花主人給《紅樓夢》寫的“總評”中說，“甄士隱、賈雨村，為是書傳述之人”。他顯然不是從嚴格的敘述學角度來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