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素，醒一醒！”媽媽叫她。副型A：用引號，無引號短句：“而我的最寶貴時間是用來端盤子的。”她憂鬱地一笑。副型B：有引導短句，但無引號：我在這兒呢！她向著天安門的回音壁呼喊。
第二式：間接引語式。講話者可以用“他”自稱，有引導句：半天，她才想明白，這個戴眼鏡的小傻子的奶奶並不是自己的奶奶。
第三型：間接自由式。講話者可以用“他”自稱，無引導短句：素素總是挑剔，不滿意，不稱心。不，不，不。她不要代用品。
第四型：直接自由式。講話者可以用“我”自稱，無引導短句：她回城幹什麼呢？為了媽媽？可笑……報上說是一切為了毛主席，可我見不著他呀！
為什麼轉述語要這麼多的類型呢？用這四種轉述語轉述完全相同的語句，其效果會很不相同。引導句的存在，語句從第一人稱改到第三人稱，都是敘述語境壓力的結果，從這個標準來判斷，直接自由式中敘述語境壓力最小；直接引語式至少在語句的小天地中保持了說話者主體的控製；間接自由式中敘述語境改造加工了轉述語，但因為沒有引導句，所以人物主體意識與敘述者主流意識似乎在勢均力敵地競爭；而間接引語式敘述語境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轉述語句。
兩種直接式的適應性較大，因為它們都是“照錄”說話人物的“原話”，包括語調“質感”很強烈的感歎句。這時，幾乎無法從直接式變成間接式。
《三國演義》第三十二回曹操破冀州執審配審問：操曰：“昨孤至城下，何城中弩箭之多耶？”配曰：“恨少！恨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不容不如此；今肯降吾否？”配曰：“不降！不降！”這幾乎完全無法變成間接式。
再舉張辛欣《瘋狂的君子蘭》中的例子：趙大夫上上下下把盧大夫打量了一番。“老天爺，你可真是真人不露相呀！還跟我裝整個一個不知道呢！”如果勉強改成間接式：“趙大夫上上下下把盧大夫打量了一番。他驚叫起來，他說趙大夫是故意假裝，存心把事情瞞住他。”可以說，同樣的內容已變成完全不同的敘述，不僅是主體意識的表現程度，語句的內涵和質地也完全不同了。趙大夫平時是斯文君子，在激動時卻用了完全口語化(“整個一個”)的語調，間接語式就很難能反映語句的這種品質，敘述者的冷靜分析語調取得控製權。
直接引語從理論上說是直錄人物口吻，因此有時使人物(講故事的人)的說話腔調讀起來很戲劇化，老是在惟妙惟肖地模擬他人口吻。《冷眼觀》的敘述者兼主人公，其情人素蘭是個妓女，小說本是第一人稱敘述，卻被素蘭講的一個個故事占了許多篇幅，不僅衝淡了第一人稱敘述的特征，而且使素蘭多嘴多舌，隨時模仿他人口吻（時而模仿女巫念咒，時而模仿高官肆威）。讀下麵例子，就可以明白如此講故事有多麼難。素蘭說到一個智鈍者的親屬花錢為他買了官位，循例受製台接見：
(素蘭道)……後來，他忽然向製台問道，卑職請問大人責省。製台被他這一問，心中已有點不是味了，慢騰騰地回他道，兄弟是直隸南皮縣的人。他聽了，又緊問一句道，問大人尊姓。製台登時把臉變了，便大聲對他道，怎麼，連兄弟的姓老兄都不知道麼。……製台發作道，混賬東西，不要你多說，滾下去，這樣不愛體麵的王八，還問他做什麼。說著又回過頭，對那戈什說，快點請江夏縣進來，交給他帶出去，叫他自行檢舉。
上例中每一段再轉述語表情都不同。這樣“栩栩如生”的次敘述，隻有忘卻了這些轉述是由人物再轉述出來這個安排，才能讀得下去，不然素蘭就不像一個閑談的情人，而像一個不斷在演戲的評書藝人。實際上，素蘭之滔滔不絕，使引導句“素蘭道”隔了幾頁遠，幾乎可以忽略了。
普實克曾指責《老殘遊記》“引語中套引語結構太複雜。”看來他指的是第二部中尼姑逸雲之著名的二回之長的自述愛情經曆。這二回逸雲的故事，是由逸雲對德夫人講出來的。逸雲說到她的情人任三爺跟她說他與其母商議與逸雲結婚之事，因此，逸雲是次敘述者，而任三爺是次次敘述者，這二層次敘述全放在直接引語式轉述之中。然而任三爺又用直接引語轉述母親對他說的話，母親的話就是三重引用的結果(即小說敘述者引逸雲引任三爺引母親)，如此重重轉引，竟然還能保持直接語之生動的質地分析，不是很自然的事，很破壞逸雲之貞靜聰慧的形象。逸雲轉引任三爺告訴她的母親的勸導：“好孩子！你是個聰明孩子，把你娘的話，仔細想想，錯是不錯？”
奇怪的是，《老殘遊記》此二章，一向受讀者與評者擊節讚賞， 1930年此小說第二部一麵世，林語堂就把這二章譯成英文。三引直接語所造成的不自然轉述似乎並沒有減弱此二章的藝術魅力。夏誌清論及此二章，認為：“最能使人對劉鶚的才華嘖嘖稱奇。他把一顆少女的蕙質蘭心，赤裸裸呈露出來，又以如此伶俐動聽的口齒賦予她：中國的小說家，傳統的好，現代的也好，少能與其功力相比。”實際上，當我們讀到此種長段的次敘述，我們很可能忘掉這段已是三度引語。三層引號是我加上的，實際上這段引語被局部化後，隻有一層引號。
西方小說中，尤其是18世紀或18世紀風味的小說，這種多重直接引語也常有。《呼嘯山莊》，第一人稱敘述者洛克烏德每天用日記方式記下耐麗談伊莎貝拉的事。第八章中耐麗拿出伊莎貝拉一封長信讀，信中有不少直接引語：“這是埃德加的親侄，我想——也可以說是我的侄子；我必須握手，——是啊——我必須吻他……”這不見得不自然。但如果我們想到這是洛克烏德引耐麗引伊莎貝拉引他人，就會覺得這原話照錄不免牽強了。普實克可能沒注意到《老殘遊記》之多重轉述並非中國小說才有的例子。
俄國文論家伏羅辛諾夫曾有論文詳細分析了轉述語類型的變化在俄國文學發展中的重大意義。他指出間接式轉述語被敘述語境控製著，有可能朝兩個方向變化。一種是在語意水平上接受信息，即隻傳達意義，排斥語調色彩因素，因而使敘述語境浸潤滲透人物語言。而且他認為每當理想主義、理性主義或集體主義思潮抬頭時，敘述作品中的轉述語傾向於這個“指稱分析”方向。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是典型。
另一種，即盡量保持轉述語的語調色彩因素，盡可能保留慣用語和富於特征的詞彙語氣，有時甚至把直接式與間接式混合使用。這時，敘述語境對轉述語的滲透控製就少得多。他認為，每當相對主義和個人主義思潮抬頭時，敘述作品的轉述語就傾向於這個“質地分析”方向。陀思妥也夫斯基是典型。
這是一個很傑出的論證。可惜的是，對於中國小說發展的曆史'這個論證無法移用，因為中文的特殊類文本方式，中國小說是直接引語占絕對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