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另一個美國批評家福斯特·哈裏斯竟然提出一種再簡單不過的分類公式，他認為所有的情節不是屬於“1-1=？” 就是屬於“1+1=？”。例如《失樂園》中亞當夏娃的故事是愛上帝與愛人世智慧的衝突，是兩因素相減，相衝突；斯蒂文森的小說《馬萊特羅華爵士》是驕傲加愛情，兩因素相加，互相促進。
他的分類法似乎有道理，因為一切變化無非相反相成，即使複雜情節我們也可區分出某些片斷是相減，某些片斷是相加。但這樣一化簡，我們就會驚奇地發現敘述世界的林林總總不過是愛、恨、妒、野心、虛榮等有限元素加減而成。這樣的分類完全無助於文學理解。
加拿大當代著名文論家諾斯羅普·弗賴於1957年出版專著《批評解剖》中提出了一種很有意思的情節分類，以主人公與讀者的能力和道德水平的距離為標準。當主人公與讀者相比顯得如全能的神，那麼敘述作品就是神話式的；如果主人公強有力，令人欽佩，就是浪漫式；如果主人公顯得比讀者強，品德高貴，但有人情味，那是高模仿式；如果主人公與讀者各方麵都差不多，就是低模仿式；如果主人公比讀者低一等，就是反諷式。
這個分類看起來隻照顧到主人公，而沒有顧到情節本身，但實際上正如弗裏德曼的分析所表明的：情節本身大抵隻有達到目的與不達到目的兩大類，而不同的主人公對情節起的作用要重要得多。弗賴的分類看起來取決於時時變化著的讀者心理，但實際上我們可以代之以敘述者與主人公之間的能力與道德距離，這個標準可能更穩定一些。即使是第一人稱敘述者兼主人公，實際上也有個自己對自己的態度問題。這樣改造一下，我們就可深入敘述結構的本質性問題中去了：
神話型：《三國演義》中關於諸葛亮的情節；
浪漫型：《三國演義》中關於劉關張的情節；
高模仿型：《水滸傳》大部分情節；
低模仿型：《紅樓夢》大部分情節；
反諷型：《金瓶梅》《鏡花緣》《儒林外史》。
我們可以看出關羽最後是失敗還是成功實際上與情節類型的關係不大。而且，從上麵的分類我們可以看到文學演變的進程，基本上是從浪漫諸型變到現實諸型，再變到反諷型。的確，情節分類學至今是一個困難重重的研究領域。情節本身卷入的因素過多，任何依靠單一因素所作的分類，往往過於簡單，而複雜因素的相互作用，又使分類變得過於繁複。而且，一部敘述作品的情節可以一波三折，每段不同，又可以複線交錯，齊頭並進，把情節分類學者壓回到民間故事偵探小說那樣的簡化類型上去。
對這些叫人頭痛的問題，也許至今最樂觀的回答是蘇聯符號學家葉戈洛夫的論文《最簡單符號體係與情節類型學》。有趣的是，他對情節的理解，基於對紙牌占卜的研究：任何四張紙牌的搭配，每張扮演一定的角色，每張紙牌的三個向量——花式、點數、位置，總能搭配出一種有意義的情節結構。因此，葉戈洛夫說：“情節雖多不勝數，創造它們卻隻需要有限的一套符號。”像占卜一樣把情節簡化到一套“最簡單敘述單位”是可能的，因此，有可能製作出一個文學情節的“門捷列夫周期表”。雖然他自己並沒有為這問題的解決提出具體方案，而隻是從紙牌占卜的數學演算推論出這種可能性，我們也隻好滿足於這個預言。
讀者讀到這裏已經遺憾地發現，本節內容幾乎全是介紹評論別人的勇敢嚐試，筆者自己至今還拿不出任何值得說出來讓大家聽聽的情節分類體係。主要原因是情節分類似乎主要在課堂上給學生一個能做筆記的表格，其他用處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