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視角的敘述方式尊重經驗的有限性和相對性，這是在整個社會文化形態的壓力下產生的態度。尼采在19世紀中葉就開始強調“不一定有什麼意義，不過是與意義有關的看法角度而已”。因此真理隻是經驗相對主義。英國現代文論的先行者沃爾特·佩特說：“對現代精神而言，除非在某種相對的條件下，我們不知道，也無法知道任何事物。”而王爾德直接指出了這種經驗相對主義導向人物視角的路線：
不管我們如何努力，我們無法穿過事物的表象走向事物的真相。而且，其原因可能很可怕，事物可能除了表象以外沒有真相。
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是第一人稱小說，因此照例說對人物角心的盛行無關，但是普魯斯特在這本書中用其他方法強調經驗的相對性。在第一部《斯萬家那條路》中，“我”對斯萬的印象，以及“我”聽家中人說的斯萬的話，無法合成一個整體，這時“我”體會到：
無疑，他們所認識的經常出入俱樂部的斯萬，與我婆姨創造的斯萬完全不同……我們的社會人格(personalite sociale)是許多別人思想的創造物。
最後的這個警句，正是人物角心所依據的經驗相對主義的注腳。人物角心小說中，作者的幹預評論失去了立足地，因為敘述者過於隱身。照例說這樣客觀的敘述會加強逼真性，實際上並不是這麼回事：從詹姆士開始的人物角心小說，並不給讀者強烈的現實幻象，這是因為人物視角小說表現了個人與社會的一種緊張狀態，一種信任危機，一個隻有個人而沒有人，隻有人生經驗而沒有體現這些經驗的世界已經產生。當共同規範崩潰，再客觀的敘述都不可能使讀者與敘述世界認同。
晚清小說《鄰女語》可能是我國最早使用人物角心的小說，全書都是在庚子事變時北上放賑的金不磨在路上聽到見到的女性人物的情況，如聽到隔壁尼姑的談話，或鄰室女郎的悲唱，或旅店女東家的訴苦等等。但是這本小說的重點顯然不在這些次敘述上，而在角心主人公金不磨的思想反應上，正如阿英所說的：“金不磨在作者的筆下，是一位個人主義的英雄。”
這就是為什麼布斯對現代小說的人物視角很不滿，認為價值觀的相對化造成道德危機，敘述僅有的客觀性被敘述者或人物有限經驗的不可靠性所破壞，可靠敘述幾乎完全不可能重新確定其地位。英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家雷蒙·威廉斯對以布斯為代表的這種現代敘述學保守主義有段精辟論述：
從我們的有限的價值觀來觀察生活，在布斯看來，這種做法在兩點上極其有害：首先，機械地使用人物視角破壞主體，而19世紀全知敘述者卻能夠控製主體，並產生很好的效果。(菲茨傑拉德寫了《溫柔的夜》兩種文本，不知如何處理為好，是個經典例子。)第二，純粹的人物角心引來了全麵的相對主義，由此我們隻能就敘述者所及接受這敘述，這就造成全部絕對價值判斷標準的毀滅，其後果是文學效果的源頭也被毀滅。
威廉斯所說的這個“文學效果”，就是逼真性。這很接近加繆提出的一條相似的規律：“藝術家越感到與社會一致，就越不用在風格上扭曲他的素材。”
這個看法是很正確的，但是現代社會缺乏合一道德規範，人與人及人與社會的關係變得多元化複雜化，布斯認為是壞事，對社會對文學都是壞事；筆者認為是好事，因為它是現代社會思想空前活躍、社會文化形態飛速變化的標誌。如果這種情況迫使敘述樣式也趨向不穩定，趨向多元化，那更是好事。如果敘述樣式至今還是19世紀中葉的原樣，說實話，這本敘述學也不用寫了。即使寫，薄薄幾頁也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