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教育家書法——試析陶行知書法
在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曾出現了一代宗師蔡元培，興辦兩江師範學院的李瑞清，他們是偉大的教育家，也是著名學者、書法家。陶行知先生不是以書法名世，在《近現代書家、善書人名錄》中也見不到他的名字，一個時代隨他而往，一段曆史離他而去，但他的題字、手稿、信劄以及大批備忘錄留存下來。對陶書作一個打量，一個試析，會發現今人雖對他的教育思想有很多解讀和恭敬，但對他的書法研究卻不多見。我們隻能從他留下來的墨跡來直觀地分析其價值及其對當代教育的意義。從書體角度看，他的書法大致可分為楷書、行書、隸書、魏體等，這些書體都到達了一定的書寫高度。從章法形式上看多為題字、信劄、條幅、橫批、對聯、鬥方、備忘錄、著作手稿等，從有意書寫到無意書寫都滲透了一個業餘書法家的心跡稟賦及真率性情。
一、家學與個人成長
陶行知（1891～1946），現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中國民主同盟主要領導人之一。原名文濬，後改名知行、行知。祖籍紹興會稽，生於安徽歙縣。
他自幼敏而好學，鄰村的一位塾師方庶鹹很喜愛他，讓他免費入塾讀書。五歲時步入他人廳堂，即能在地上描臨牆壁上的對聯。1906年，他進入家鄉的崇一學堂免費讀書，開始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的新教育。由於他生活在社會的底層，故尤其關注中國的農村，從小立下改變國家貧窮落後麵貌的偉大誌向。從南京金陵大學文科畢業後，陶行知便遠渡重洋赴美國留學。最初攻讀市政，後來覺得沒有真正的大眾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新共和，於是便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主攻教育，期望通過教育來救國救民。
當陶行知於1917年學成歸國的時候，正值國內發起了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1926年與東南大學教授趙叔愚等人一起籌建曉莊師範，由他親自擔任校長。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理論加以改造，形成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論。其要點是：“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在做中學”，這就是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創造的教育。他融古通今，學貫中西，不但辯證地汲取了古代孔子儒家學說的精華，還吸收了國外特別是美國杜威的學說，又緊密結合了中國的國情，創造性地提出生活教育理論。
在最初的藝術教育上，陶行知由馬克思主義所描繪的抽象社會理想，轉換成真誠、真率、真實的理想人格追求，進而把藝術生活化。正如《現代文明與人的困境》一書文中所說，“假如藝術還多少有點意味的話，它必須是現實的，必須是生活的組成部分”。
據陳愛民先生考證，“陶行知父親書法結體開張，線條骨氣硬朗，清拔犀利，隻是稍乏揮勁，稍遜變化”，所以，陶行知書法或多或少受了父親書法的一些影響。與他同時期的學者書法家可謂燦若星辰，如：毛澤東、嚴複、陳獨秀、茅盾、周樹人、鬱達夫、胡適、俞平伯、郭沫若、梁漱溟、蔡元培等等。那麼他的書法究竟能否有一席之地呢？
二、字體的多樣性與藝術性的統一
作為著名教育家的書法家陶行知，早先提出“藝術的興味”，要求師生熱愛藝術，學生要具有藝術方麵的才能，能夠以審美的眼光來欣賞自然與人世的一切。藝術化的過程即人生的過程，書法化為人生，科學的真是藝術的美的形式，藝術美同樣表現出自然與人性的真。《陶行知書信集》中說“做個真正的人，第一就要有思想”，“先生拿做來教，乃是真教；學生拿做來學，方是實學”，真與善是構成美的必然條件，當代畫家潘公凱把“善”比作藝術審美超越的穩定的中心。他的主張暗合書法的內在規律，其實在陶的書法早已打上了真善美的烙印。
我們首先來關注《陶行知書信集》的兩段話：
1927年11月在給陶母的信中說：“家中字帖除陶紅、小陶需用之外，請一並寄到南京神策門外曉莊學校為禱。先寄幾本來，隨後可以慢慢寄。”
1927年12月在寫給妹妹的信中又說：“您所寄之《雙體千字文》《赤壁賦》及《雲麾碑》都是我最喜歡的，收到之後，快樂之至。”
這些文字中至少告訴我們這些信息：
家中收藏字帖很豐富；字帖已經成為他的伴侶；基礎訓練字帖和最喜歡的字帖都有；他最喜歡的字帖就是最接近自己性情的，在他腦子裏至少經常掛念著永禪師、李邕、蘇東坡等書法大家。據相關記載，他臨摹過“二王”、歐陽詢、特別是顏魯公等人的書法，可以這樣說：雄秀奇偉、古氣天真乃陶先生的理想藝術追求，這也是他真性情的體現。書法是有曆史性的，從曆史中來又回到曆史中去，書家都得對傳統風格與內涵的承傳再注入個性情感，這是一種本質限定。他的作品中究竟有沒有這種本質性限定呢？
1． 楷書變遷，神采奕奕。
在南京勞山之麓，陶行知的墓地，墓門額上鐫刻著陶先生手書的“愛滿天下”四個大字，真有骨勢開張、雄氣偉岸之相。既可略見魯公的豪邁精神，又可領悟到真率靈活的特征，形成端莊豐腴，正中寓奇的特點。陶先生所處的時代，正是康有為、包世臣所倡導的碑學理論風靡時期，尊碑抑帖，尊魏卑唐。然陶沒有受其影響，自有主見，反以顏書為根基，深得顏字如錐劃沙之妙，深沉灑脫之氣，融入魏晉意趣，俊逸有加，在用筆間還略有飛白出現，增加了幾分蒼勁之味。明人王世貞所說，“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北字多而調促，促則見筋；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他的書法裏流露出南北兼收並蓄的審美意識。
陶氏的楷書在顏真卿、蘇東坡之間徘徊，筆勢縱橫，又滲入黃庭堅之意，並出現自家風貌。古人評黃庭堅書：“山穀純學瘞鶴銘，其用筆得周子發，故遒健，山穀胸次高，故遒健而不俗，山穀筆從畫中起，回筆至左頓腕，實畫至右住處處都有趯轉，正如陣雲之遇風，往而卻回也。”（馬宗霍輯《書林記事》）但陶氏過分強調撇的取勢，有細弱漂浮之感，沒有深悟到黃庭堅的用筆之奧，放縱有餘，而不能攢捉，形成陶氏楷書之弊。
再看另一幅楷書對聯：“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
在厚重的顏體蘇字間尋找書寫感覺，直存胸臆，顯露書寫才情。盡管他忙於振興教育的偉大事業，沒有專業書法家們那樣痛下臨池功夫，但可以看出他的創作意識及其筆法的來曆。用筆率意， 輕重對比分明；追求樸拙，有熟後求生之相；其字險峻，多取橫勢，坡公意趣猶在，雅趣橫生，成為他的代表作之一。此聯語及書法必傳千古，但從完整性上看，作品缺少印章，是一瑕疵。
再細察另外一件楷書。明解縉雲：“北海書法如樓台映月，花木逢春。”“公家”之作有北海奇偉之相，亦有蘇東坡的渾然天成，充滿勃勃生機，兼具北魏峭拔之勢，康南海的圓勁渾樸。以篆書筆法表現楷書之形，在靈動的神態中蘊涵古樸，風度閑逸，形成陶先生的另外一種楷書風格。察其作品，收放自如：“家”、“來”的捺畫如斷金砌玉，變化統一；三點水的四種不同寫法，懸針垂露相間，十個趯的寫法各具情態，但勢趣和諧；轉折之處常常頓筆而過，圓渾蒼厚。結體也不似晉、唐的欹側綺麗，而是橫平豎直，長撇大捺，氣勢開展，饒有漢人筆意。但作品內容往往製約了峭拔的意境，沒有形成文化書法的格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