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員·記者·部長——王傳廷剪影
同事們在一塊聊天，說到王傳廷時都有種感覺：傳廷是個風流才子，有文才，有口才，早年在舞台上演戲還有不錯的藝才。藝才、文才、口才三位一體，結構了他的人生三部曲，或者說結構了他從低音部到高音部、從單旋律到多聲部的三個樂章。這三個樂章大部分是在涼山舞台上演奏的。
1951年，中共南充地委書記孫先餘和宣傳部部長張平，坐著吉普車到各個單位各個學校搜捕“藝術細胞”，看上誰就把誰“抓”到吉普車上，帶回地委。東“抓”一個西“抓”一個，把一些還沒脫掉奶氣的娃娃像組裝零件似的拚湊起來，拚湊成一部小小的文藝機器——中共南充地委宣傳隊。傳廷就是被孫先餘從武勝中學“抓”來的一個十七八歲的高才生。按演員的標準衡量，他是我們這夥人當中最夠格的一個，身材挺拔、儀表堂堂、聰明機敏，言談舉止都透出一個演員的氣質。果不其然，他登台亮相就閃爍出可人的藝術光彩。在川北文代會上獻演一出《田園新歌》，他和漂亮迷人的袁亞群配對飾演男女主角，演得神形俱佳，風情萬種，宛若輕風與柳絮，徐徐依依，情意綿綿，甜了那個“田園”，甜了那個“新歌”。
這一藝術生活的樂章，在傳廷一生中短暫得一閃而過。當我們這夥唱唱跳跳的年輕人被涼山一筆錄取，嘻嘻哈哈有時又哭哭鬧鬧用青春的雙腳跋山涉水，一步一步走進涼山的雷波後，他很快被領導機關看中，調到工委宣傳部從事機關工作。從此，他的文藝工作畫上了句號。
那是一個開山放炮、開路搭橋，變革自然同時變革社會的轟轟烈烈的年代。離開了我們這個小小集體的王傳廷，兩三年後，從硝煙彌漫的民主改革烽火中，回到當時的首府昭覺，從零開始另開一條新路，他和一批誌同道合者辦起了涼山開天辟地以來第一張報紙——《涼山日報》，當起了新聞記者。以“川丁”的筆名，用明快、質樸、生動而犀利的文筆，經常出現在報紙的顯要版麵上，引起讀者的注意。我讀“川丁”，一開始就讀出一種魅力：沒有初涉筆者的浮華、虛張和矯飾，沒有故作艱深的稚嫩，沒有包羅萬象的冗雜，有的是嚴謹、洗練和雋永。我讀“川丁”，讀出一個新聞開拓者的辛勤和奮進、啃食典籍與攻讀社會的刻苦，讀出尋找自我、實現自我的一顆燃燒的心。在此後相當長的歲月，這張四開報紙猶如一塊拓荒者的處女地，經他和他的同事們不停地耕耘、播種、除草、施肥，使之年複一年開花結果，成為中共涼山州委當之無愧的喉舌。來自嘉陵江邊這位四川一丁，也在這張報紙上打上自己長長的人生印跡，獻出了青春，也實現了自身的價值。
在這幾十個春夏秋冬裏，展現在傳廷麵前的，不盡然都是鮮花、美酒和愛情，不盡然都是詩、畫和音樂，也不盡然是走到哪裏就有人來陪、來侃、來請教，一路的尊敬，一路的瀟灑。他也有過悲傷、有過眼淚、有過噩夢，甚至有過絕望；人生百味之中，他同樣品嚐過酸、辣、苦、麻。就在那個人妖顛倒的動亂年代剛剛開始，第一片陰霾籠罩大小涼山的時候，他連神都沒回過來，就當頭一棒，第一個被拋出來，成為涼山第一個“罪大惡極的罪人”向全州示眾，在大小涼山赫赫然公布他的“罪行”。接著是下放、勞動、管製……盡管後來曆史作出證明，那不過是一場可笑的誤會，一次活天的冤枉，但畢竟不好受，是長達好幾年的心靈折磨，還加上皮肉之苦！一個兢兢業業、盡心盡力埋頭於黨的新聞事業的人，一下子變成了罪該萬死、死了喂狗狗都不吃的人類曆史“狗屎堆”。幾年“牛棚”生活，像置身於但丁的煉獄，是上天還是入地，令他備受熬煎。還好，他總算走過來了。
幾十年的記者生涯，雖然喝夠了苦水，卻也飲足了甘泉。傳廷長期涉足於政治、經濟、文化、哲學等多種領域組合的社會生活之中，用他那支新聞記者的筆解剖著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不斷充實著他的“臨床”經驗。這為他後來的走向積累了知識準備了條件，順理成章地成為涼山州委宣傳部部長。
有一次，我在某個場合這樣說道：在我們一起進入涼山這批文藝工作者中，混得最好的是王傳廷。人們笑我一個混字用詞不當。其實這個詞絕不像一般人理解的那麼狹窄和膚淺，它很有人情味兒，它蘊涵著追求、奮鬥、拚搏，蘊涵著隨意、瀟灑的人生之旅，蘊涵著不同人的不同生存狀態。達爾文物競天擇、優勝劣汰的生態規律，同樣符合萬物之靈的人，就看你混得如何了。宣傳部部長這個官兒，是不那麼好混的，這個角色並不那麼好演。客觀來看，我們這位朋友在涼山意識形態舞台上，的確領過多年風騷：講台上，引古論今的思辨，妙語連珠的演講；書麵上，筆底生輝的論題，洋洋灑灑的文章；宴會上，妙趣橫生的言笑，豪氣爽朗的碰杯；閑暇中，還有一手龍飛鳳舞的字墨。可以說，不少人夢寐以求而不可得的，他得到了。但掀開他的心理層麵，卻又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我有時去傳廷的辦公室，也去過他家裏的書房，偶爾會翻翻稿子，翻翻書。從那一摞又一摞的筆記本，一疊又一疊的文字底稿和那五六隻高接天花板的書櫥中存放著的四五千冊藏書，我不無感慨地想到這位老朋友的刻苦、勤奮和什麼都喜歡自己動手的筆耕精神。宣傳部部長的會很多，這樣會那樣會，上頭的下頭的，還有不少擦邊的，迎來送往的，等等。這些會不去不行，去了不講話，不說幾句也不行，這就為難了，馬馬虎虎應付一下，簽個到喝杯茶吃頓飯，這也不失為一種辦法。但我知道傳廷是不會幹的，因為在他的案頭有著：“三不說、兩不寫”的座右銘。記得那是一幅全綾精裱的手書單條，“三不說”是：外行話不說，沒有針對性的話不說，語不破的話不說；“兩不寫”是：應景文章不寫，東拚拚西湊湊沒有自己見解的文章不寫。於是，他每次都事先作構思，打下腹稿，每次都得找點資料，甚至查一下詞典，每次都得一二三、ABC甚至甲乙丙丁擬出一個提綱，寫出一個草稿，盡可能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據，有那麼一點兒知識，那麼一點兒新鮮和趣味。這就是他常常與朋友和熟人道及的口頭禪：或講話，或為文，一定要通過自己的思想，即使是引用經典、文件，摘取資料，也得先“消化消化”；隻要這樣做了，就會得到提高，取得效果；退一步說，萬一出現失誤，以後要作檢討，也才說得出個子醜寅卯。問題是，這個工作即使做得細微謹慎，其結果也免不了有非議，左邊的說你右了，右邊的罵你左了。可以說，那數不清的“需要”、數不清的講話、數不清的“萬萬不可”使他少聽了許多心裏話，疏遠了不少朋友，失去他的瀟灑自如和一個普通老百姓的逍遙自在。擺在他麵前的，既是一個絢麗的花環，又是一劑不好吞咽的苦藥。花環不一定閃光，苦藥卻有無窮的回味。畢竟他在涼山工作了四十年，領導和群眾都比較了解，在文工隊，在工作團，在報社，在宣傳部和教育學院，都留下他的足跡。這足跡，有時是向前進，有時是停在那裏，踩出深深的腳印，有時又是繞著圈子，留下蹣跚、重複的痕跡。1992年，正當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的時候，傳廷受州委的委派，同一位副州長帶領涼山歌舞團漂洋過海，東渡日本訪問演出，使他的足跡踏著改革開放的時代節拍向外延伸，留在異國他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