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編後記
我曾在三聖街小學讀過書，從這條街街口東行數百步就是崇德裏。裏在成都街巷中是罕見的另類，而以城東南居多，如這一帶的興業裏、章華裏、崇德裏等，其辟建和得名多在二十世紀初葉。有趣的是，抗戰軍興，大批貧寒無告的下江人舍舟登岸後，他們發現不像那些有力者有自己愜意的去處，故大多棲息於這幾條窄巷狹弄內，今日在此轉悠，有心者仍不難發現那帶有江浙味兒的一院一房、一門一窗。而我對崇德裏記憶最深的是巷子中央的那口井，四季清亮，全巷人家都挑來飲用，經年累月，弄得半邊巷子都潮乎乎的；與井一牆之隔的人家，幹脆牆上鑿一洞，臨井一麵砌一水槽，井水傾入槽中，直接流入自家水缸，這種方式，大約是對江南水鄉一種遙遠的追念吧？少年的我們曾無數次琢磨，想用什麼髒東西塞住那洞口，隻是一見那挑水人的身影，立即作鳥獸散。此外，我初中時候的班長就住東側的一家院子裏，他為人厚道，其經典笑話之一：班上弄文娛節目，他和漂亮的文娛委員挨戶去動員文娛骨幹，他不會騎自行車，又不敢搭著走，隻好跟在那姑娘的車後傻乎乎地跑。
不像成都街巷通常的範式那樣，崇德裏兩頭入口處分別築有結實的騎樓，並建有陡而高的梯子以通上下，供人居停。近些年，為追尋我們這座城市所失落的記憶的碎片，讀了一些書，聽了一些故老言，方知崇德裏南頭騎樓正是當年李稢人先生主持的樂山嘉樂紙廠成都營業處———稢人先生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致吳廉銘信欲要回自己的稿件：“請煩吾兄即為檢出付航郵寄交成都東大街二二號崇德裏我公司轉我為禱。”
常崇宜先生回憶，他在一九四五年前後奉父親之命，“給稢人先生送過信，通常是送到鹽市口的嘉樂紙廠營業處（此處似可商榷，崇德裏北起東大街，但距鹽市口還有一段距離———本書編者按），稢人先生曾告訴我，他每天早晨八九點鍾在那裏。我曾看見找他的人很多，大半是談生意的。”
有時經過此處，停下來，望一望，我想單憑稢人先生對故鄉桑梓貢獻之巨，有關方麵就該在此立牌以示永久的紀念———但這多半是癡人說夢，整個街區尚且不保，遑論一樓乎？
對於文人最好的紀念是文字的紀念，於是就有了這本書的編纂。“千秋寂寞紙上塵”，這本書也許不會轟動，但它畢竟是一種實在的紀念。
“讀者原諒，我是成都土著，遊蹤不廣，見聞有限，故每每舉例，總不能出其鄉裏，至多也在四川省的大範圍內，這應預先聲明的。”（《漫談中國人之衣食住行》）———這段話，可以視為稢人先生於不經意中對自己的寫作前提的一種鄭重聲明。
的確，在中國文化史上很少有人像李稢人一樣為母城而傾其一生，這不由人不想起西蜀深山中那啼血的子規。何以至此，學界多有論及，在此不一一縷述。值得重視的是周華先生的意見。他注意到了稢人先生三十年代的一段話： “對目前內憂外患交迫的中國，應該采取國家主義，分析言之，是本於‘鄉’的感情推及而於‘國’。凡有害於‘國’與‘鄉’的惡勢力，不論在內在外，一概極端反對到底。”周華認為稢人先生“首先強調鄉的感情，由鄉而推及國。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他對四川的深厚感情，他與養育它的故鄉的血肉關係。”（《論巴蜀文化與李稢人小說》）
除此以外，我注意到稢人先生對法國“風土畫”派代表作家巴散的特別關注。他論及法國作家對以巴黎為中心的“左拉學派”的不滿，認為“這派下作家的眼光，總難看出巴黎以外。所以反抗左拉學派的潮流起後，專一描寫地方風俗的，也成了一種新趨勢。這一類的人物頗不少，而較為專門的，恐怕要數巴散一人了。” “他的小說完全描寫法國各地方的風俗人情、山川景致，地方色彩染得非常的濃重。”“可以說他的著作真是一麵最好的鏡子，由不同樣的反光中，射出全法國的地方光景來。所以有人說，巴散是一個地方社會的小說家，卻也是一個畫師。”（《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及其作家》）
不能說李稢人完全受了巴散的影響，但明眼人不難看出二者的相通之處，而前者對後者藝術的概括，某種程度上也可移作對前者藝術的概括———李稢人說，巴散的“藝術卻極精良，正確、簡單、明了而又富詩情。”（《法蘭西自然主義以後的小說及其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