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亞偉與莽漢主義
某種程度上，李亞偉也被視作“非非主義”的重要詩人，不過他被人記憶的卻是另外一枚詩歌標簽——“莽漢主義”的創始人。有種說法稱，李亞偉在1987年加入了“非非主義”，然而，那之前的1984年，“莽漢主義”就創立了。提起“莽漢主義”，最為常見的定義就是“反文化”。何小竹認為：“莽漢主義顯示了一種非理性式的反文化姿態，他們追求生命的原生態，摧毀優美、解構崇高是他們詩歌的心理基點，隨意性的口語、放蕩不羈的敘述主體、‘垮掉的一代’的形象特征，是他們詩歌的鮮明標誌。”
提及“摧毀優美、解構崇高”，必須回到“莽漢主義”誕生的年代才能加以審視。那個時代，“文革”剛結束不久，那之前很長時間裏並沒有真正的文學藝術，大量所謂的作品不過是政治宣傳的代用品，那麼所謂的“優美”與“崇高”也就顯得來路可疑了。“文革”結束之後盛行的“朦朧詩”，可以看做是對那個虛假年代的反動，然而，在“莽漢們”看來，朦朧詩自身也是幼稚的、簡易的、不成熟的，是需要解構、顛覆和反動的。正如李亞偉在接受《南方都市報》所言：“朦朧詩更應該被稱為後‘文革’詩歌。從它的內容和創作而言，應該劃歸為“文革”那塊……朦朧詩是不成熟的。”“它的內容和語言都是不成熟的。內容方麵大都表達對‘文革’生活和政治的反思……朦朧詩唱出了簡易的政治情結和初戀式的簡易的愛情，哪怕從詩藝和內容上來說都不夠豐富和成熟，但已經足夠讓缺失愛和自由的一代人眼淚嘩嘩地往下流。”
所謂“反文化”，其實不過是一種自我突出的姿態，一種麵對強勢話語權的反抗。“莽漢們”盡管是一群張牙舞爪的“豪豬”，身上卻“掛遍了詩篇”。李亞偉最廣為傳頌的詩作是《中文係》， “學生們白天朝拜古人和黑板/晚上就朝拜銀幕活著很容易地/就到街上去鳳求凰兮”；“河那邊他說‘之’河這邊說‘乎’/遇到情況教授警惕地問口令：‘者’/學生在暗處答道：‘也’”，這些句子，既充滿張力、卻無一不是經過精心打磨。“中文係是一條灑滿釣餌的大河/淺灘邊，一個教授和一群講師正在撒網”；“有時，一個樹樁般的老太婆/來到河埠頭——魯迅的洗手處/攪起些早已沉滯的肥皂泡/讓孩子們吃下”；“這些要吃透《野草》《花邊》的人/把魯迅存進銀行，吃他的利息”——“釣餌”、“樹樁般”、“肥皂泡”、“銀行”、“利息”，這些詞似乎又在提醒人們，“莽漢主義”所要解構的，未必僅僅是附著在文化表麵的語言，更是試圖以嚴肅的思想性和強烈的批判性指向文化的深處。
作為對“文學成為政治意圖解讀品”這一曆史現象的顛覆，在詩歌題材的選擇方麵，“莽漢主義”也同其他第三代詩歌一樣，拋棄了宏大敘事，而貼近了日常生活。這一特點，在本選本所收錄的《東北短歌（組詩）》中有著具體的表現。
《東北短歌》是李亞偉“棄詩經商”近10年，重新回歸詩歌後的作品。詩裏麵有“女白領”，有“書商”，有“老鼠在洞裏數錢的聲音”，有“資本主義的女人”，有“業務”，有“發財”，有“全球化”，有“利息”，有“王經理”，有“加盟店”，有“客戶量”，有“銷售淡季”。詩歌本身是不排斥經濟的，就像詩人也可以是生意人，正如李亞偉在接受《南方都市報》的采訪時所說：“我發現生意裏麵有更加濃烈的生活的氣息。我認為這段時期的做生意對於寫作還是有好處的，因為徹底投入了生活，更加了解生活。”
對詩人來說，在長久的寫作生涯中，擺脫反叛的外形而依舊保持對生活的批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李亞偉卻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