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紀90年代末還發生了另一場重大的詩歌事件，就是“盤峰詩會”中出現的“民間寫作”與“知識分子寫作”的分立。其實在今天看來，其中的觀念之爭也許並不是最重要的，無論是民間還是知識分子，其最初身份都是對照於“權力詩壇”而存在的，他們在90年代的寫作都具有“知識分子性”，而存在的方式也都曾是“民間”的。換句話說，他們原本就是一體的，隻是美學趣味和文體風格上有微妙的差異。但隨著權力詩壇的趨於弱化，在他們兩者之間又產生了新的“權力之爭”。很顯然，身居京城的“知識分子詩人”是90年代詩歌參與國際化進程的最大獲益者，在政治與文化緊張關係逐漸緩和之後，原有的異端身份隨之淡化乃至消失了，而海外漢學對中國當代詩歌的研究與翻譯的興盛，則使許多身處文化便利與開放前沿之地北京的詩人，一變而成為了聲名遠播的“國際詩人”。這樣，身居外省、幾乎與身處京畿的詩人同時成名的那些，便成了相對“被遺忘”的一群。這種巨大的不平衡使他們不得不通過刻意放大與前者的差異，誇大同“本土”、“傳統”、“民間”、“現實”等等場域的關係來擴展其合法意義，並且進而實現對知識分子寫作的身份矛盾——即所謂“國內流亡詩人”的說法，以及寫作的“不及物性”的批評，以爭取在經典化和國際化過程中的自身利益。
確實，“民間寫作”的這一訴求部分地得到了實現，在盤峰論爭及其餘波中，民間一派成為了獲益者，並且因為對於精英詩壇新的權力格局的打破，而為“中間代”、“70後”、“80後”以及“網絡寫作”一代的粉墨登場創造了條件。借著網絡新傳媒的蔓延，還有千禧年新世紀的節日狂歡氛圍，中國的詩壇終於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局麵。
四當代詩歌的“地域性意識形態”特征
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筆者對“當代中國民間詩歌地理”的描述，近乎於使用了一個傳統的“時間敘事”，這幾乎也是沒辦法的事，任何社會科學的命題都是曆史的命題，不可能在完全取消時間因素的條件下完成一個曆史敘述。我們所需要做的，一是盡可能地展開曆史過程中的空間因素及其豐富性；二是在建構曆史的邏輯與整體性時，盡量避免使用時間意義上的簡單價值判斷。很顯然，當代中國詩歌的曆史確有這樣一個趨向，即它的民間特性、地理文化差異性處在一個“漸趨豐富”的過程中，而這一點也十分符合“進步論”的曆史邏輯，這也是一個客觀事實。但這一過程中的空間豐富性，我們也確未能充分展開，因此，下麵我要對於當代民間詩歌的地理屬性作一些簡要的分析。
首先是“地域性意識形態”的差異。如同蘇賈在《後現代地理學》中所闡述的，城市所構成的權力中心支配著一個時代的文化，而另一些居於邊緣地帶的地區則要努力衝破這種權威。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外省”與“民間”這類詞語的日益顯豁即與此有關。“外省”一詞本無本土含義，是翻譯文學中關於“巴黎”的對應物的一個特殊符號，它幾乎是“鄉村”或“郊區”的同義語，但隨著2000年一份民刊《外省》（河南詩人簡單創辦）的出現，這一詞語在當代詩歌中漸漸被確立了其與“京城”相對的意義。盤峰詩會之後的數年間，看起來是“民間寫作”與“知識分子寫作”兩種觀念之間的對立，其實就是在這一旗號下“外省詩人”與“京城詩人”之間的分野。因此，“民間”立場及其表達方式——“說人話”的“口語”，還有“本土”的經驗內容，便成為與“不說人話”的“雅語”，還有非本土的外來經驗，以及現實的不及物狀態的內容之間構成了對立的一種形式，並因此具有了另一種“道德優勢”。這其實便是生成了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力量，它結合了中國久遠的革命民粹主義傳統，與日益發育的大眾意識形態，確立了自己在新語境中的身份與角色，以及價值與位置。
相比之下，“京城”原來由權力層級結構與官方意識形態、還有來自國際漢學的跨國影響、甚至“全球化”的總體文化邏輯所賦予的混合優勢，在世紀之交似乎突然喪失了合法性。在延遷多日的論爭中，知識分子詩人群體似乎顯得有些無心戀戰，其聲言“獻給無限的少數人”的詩歌理想也顯得略帶悲情。然而這個群體在事實上仍然據有“國際化”的優勢，以西川、王家新、歐陽江河、翟永明等為例，他們在新世紀之後仍是經典化程度最高的詩人，並且日益享有國際性的聲譽，每年有大量時間是在歐美與世界各地巡遊和訪問，這仍然是“外省”詩人們徒有豔羨而無力相比的。如今，兩個事實上邊界已日益含混的陣營，是以這樣一種奇怪的交錯與膠著的方式存在著。其中“民間”一派的領軍人物於堅、韓東和伊沙等，也都有機會被譯介和頻繁出訪，某種程度上他們也已經“國際化”了，但是兩相比較，他們的“待遇”還是不同：北京的“知識分子詩人”仍然擁有另一種不可動搖的“等級優勢”——即全球性的詩歌知識以及文化背景賦予了他們的作品以“更高級”的闡釋空間與可能，所謂龐德、史蒂文斯之於西川，裏爾克、納博科夫之於歐陽江河，米沃什、帕斯捷爾納克和布羅茨基之於王家新，普拉斯之於翟永明……人們似乎習慣於在一個世界性國際化的詩歌譜係中詮釋他們，賦予他們以一種類比的優勢；而“外省”詩人便大約隻能依據“本土”、“現實”等“地方性知識”來闡釋其意義了。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地域內部的景觀。仍以北京為例，在它的大街小巷中活躍著形形色色的詩人群體，他們寄生於各種體製：民間的、官方的、學院的、亦官亦商的、資本與企業主的；身份則上至官員，下至打工者，有小企業主、記者、書商、製片人、IT行業從業者、行為藝術家、冒牌學者、草根畫家、行僧或食素者、無業遊民、甚至痞子混混，他們構成了一個為本雅明所描述過的“遊蕩者階層”。這個階層也除非是在今日的北京，在過去，或是別的任何一個城市，都很難想象他們會獲得基本的生存條件，但在這個城市裏他們卻能夠被養活，並且找到自己的生存快樂與發跡之途。在北京的大大小小的朗誦會與各種各樣的詩歌“活動”中，他們稱兄道弟，推杯換盞，交錯構成無數個小圈子，也很快分化甚至反目成仇。也因為這樣一個環境，北京成為了眾多詩歌民刊、詩歌組織的溫床。在這裏活躍著《詩參考》《詩江湖》《第三條道路》《新詩代》《新詩界》《卡丘主義》《小雜誌》《物》《紅色玩具》等等比較固定的民刊，也有很難數計的以公開出版的方式麵世的同人書刊；就經濟力量來說，北京也通常有著外省很難匹敵的投資者，以中坤集團為例，其2006年開始承諾給北京大學新詩研究所、中國詩歌學會、詩人唐曉渡等主持的帕米爾研究院各投資一千萬元，這樣的投入堪稱迄今為止的中國之最。雖然據說投資並未完全兌現，但至少在帕米爾研究院的名義下，“中坤國際詩歌獎”已經舉行了兩屆，其影響也堪稱嚴肅和巨大。這類活動中所具有的學術含量也是外省很難匹敵的。即使是在上海那樣有經濟力量的城市裏，也很難想象會有一位企業家把巨額的資金投向詩歌事業。
但在另一個經濟發達、有“世界工廠”之稱的地區廣東，卻迎來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詩歌繁盛時期。那裏資金雄厚，流動人口非常多，但多數是底層人物或是兩極分化的人群。但正是在這裏，在世紀之初會聚了眾多的詩歌寫作者，僅以2005年、2007年由廣東官方召開的一、二兩屆“廣東詩歌節”為例，出席的本地詩人就多達200餘人。有人甚至用“詩歌大省”這樣的詞語來形容其詩人之多，出產作品數量之巨。在這裏僅有影響的詩歌民刊，就有《詩歌與人》《行吟詩人》《趕路詩刊》《思想者》《今朝》《詩歌現場》《女子詩報》《低詩歌年鑒》《中西詩歌》《打工詩人》（報紙）等十多家，還有影響廣泛的最早提出“打工文學”概念的各種詩歌選本。這些民刊有的因為獲得了或官或商的支持，印裝多體麵豪華。迄今為止我確很難解釋，為什麼在這個人們想象中文化的不毛之地竟出現了不可遏止的詩歌熱流？資金的雄厚固然是文化滋育的一個基礎，但社會生活的豐富奇特似乎才是真正的原因。在這塊“改革開放的熱土”上，確乎發生了太多的故事，積聚了太多的社會心理，有太多的血淚和秘密，有太多不吐不快的人心塊壘。從鄭小瓊的詩歌裏，我們便可以看見這一縮影：在鐵一般冰冷的流水線上，在鐵一般貧困而無助的生涯中，有千千萬萬個命運如同鐵釘的、經受著鍛造與鏽蝕的卑微生命，他們忍受著鐵一般的生存法則，經曆著機器一樣枯燥疲累的人生，但他（她）們的內心也燃燒著鐵的痛楚與追問，積聚著鐵的悲涼與呐喊，鐵的頑強與奮爭。正是在這裏，在鄭小瓊的詩歌裏，我們看到了工業時代中國底層人群的精神影像與生命創傷，以及以“鐵”為經典符號的“時代的新美學”。
顯然，是在一塊人們想象中最近乎“不可能”的地方，出現了社會倫理與詩歌精神中的呐喊，在那塊財富迅速積累，江河嚴重汙染的地方，在那塊外國的工廠與資本家榨取了中國底層廉價勞動力的剩餘價值、並創造了一個時代的GDP神話，幫助中國成為了世界最大的美元儲備國的地方，出現了這個奇特的詩歌景觀：眾多的打工者和剛剛脫離打工身份的、出於責任的或者僅僅是跟風的、各色身份的寫作者，他們共同書寫了當代中國未必是藝術質量最高、但卻無疑是最具有現實感和最具良知呼喚力的詩歌。這應當是“當代中國民間詩歌地理”這一命題中最富有啟示性與傳奇色彩的景觀。它本身也構成了一種“地域美學”——在這塊土地上，顯然中產階級的感傷與自戀，花花草草的輕薄與調侃，還有普泛意義上的“南方的才情”，以及北京這樣的中心城市的後現代體驗，以及“高端”的美學譜係與文化背景等等，都是與之不可同日而語的。
但問題也不能極端化和一概而論，事實上即便在最為遙遠的邊地，也有著對等級意義上的“高端詩歌思維”的追求。在眾多民間詩刊中，比如黑龍江的《剃須刀》《東北亞》，四川的《非非》《存在》，福建的《新死亡詩派》，還有地理不斷遷移的《太陽》《女子詩報》，還有浙江的《北回歸線》，廣東的《今朝》等等，也都體現著對於普遍的和形而上學意義上的詩歌經驗及其美學的訴求。另外，在上海，也活躍著與這城市的文化特色相匹配的詩歌群落，如我多次提到過的《活塞》就堪稱是與廣東式的“工業時代美學”相區別的另一種符號，它的充滿死亡與幽靈氣息的、對時代進行全景與哲學式批判的思想特色，以及它形同波德萊爾和布勒東式的現代主義混合體的美學特征，也都獨屬於上海而不是其他地方，它的風格與上世紀30年代的“新感覺派”，與戴望舒、徐遲等人創立的“現代派”詩歌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
另外，在西南的民族地區，也活躍著眾多的詩歌流脈與群落，最典型的是在四川與貴州存在了多年的《獨立·零點》，以發星為核心，這個民刊多年來堅持著人文性與地域性與民族性的統一，他們不但在當代民間詩歌曆史與地理狀況的資料積累與整理上做了很多工作，還格外關注於彝人的漢語詩歌寫作、西南的地域性詩歌寫作，甚至他們的語言風格都帶著濃厚的地域性與陌生化風格，這些都為豐富中國當代民間詩歌的地域文化與美學內涵做出了實實在在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