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相信印象，更相信文字，在讀過我的一些東西後，問我畢業後是否願意到《世界文學》工作。我從小就在鄰居家裏見過《世界文學》。三十二開。書的樣子。不同於其他刊物。有好看的木刻和插圖。早就知道它的曆史和傳統。也明白它的文學地位。不少名作都是在這份雜誌上首先讀到的。我所景仰的詩人馮至和卞之琳都是《世界文學》的編委。於我，它有著難以抗拒的魅力。我當然願意。
“你還是多考慮考慮。這將是一條清貧的道路。”先生建議，臉上露出嚴肅的神色。
當我最終表明我的態度後，我知道這是份鄭重的承諾。
三
先生那時已年滿六十，瘦弱，文靜，有典雅的氣質，說話總是慢慢的，輕輕的。一個和藹的小老太太。退休前，所裏要解決她的正高職稱，她卻淡然地說：“我都要退休了，要正高職稱有什麼用？還是給年輕人吧。”
先生安排我利用假期到《世界文學》實習，正好帶帶我，也讓我感受一下編輯部的氛圍。記得高莽先生初次見我，大聲地說：“要想成名成利，就別來《世界文學》。”
那個年代，當編輯，就意味著為他人做嫁衣。先生就是這樣嚴格要求自己的。以至於，幾乎所有時間，都在挖掘選題，發掘並培育譯者。先生做起編輯來，認真，較勁，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她常常會為了幾句話，幾個詞，而把譯者請來，或者親自去找譯者，對照原文，討論，琢磨，推敲，反反複複。有時，一天得打無數個電話。那時，用的還是老式電話，號碼需要一個一個轉著撥。同事們看到，先生的手指都撥腫了，貼上膠布，還在繼續撥。在編輯賽弗爾特的回憶錄時，光是標題就頗費了先生一些功夫。起初，有人譯成《世界這般美麗》。先生覺得太一般化了，還不到位。又有人建議譯成《江山如此多嬌》。先生覺得太中國化了，不像翻譯作品。最後，先生同高莽等人經過長時間醞釀，才將標題定為《世界美如斯》。為幾句話幾個詞而費盡心血，這樣的編輯，如今，不多見了。
先生選材又極其嚴格，決不濫竽充數。每每遭遇優秀的作品，總會激動，眼睛發亮，說話聲都洋溢著熱情：“好極了！真是好極了！”隨後，就叮囑我快去讀，一定要細細讀。讀作品，很重要，能培育文學感覺。先生堅持認為。在她心目中，作品是高於一切的。有一陣子，文壇流行脫離文本空談理論的風氣。對此，先生不以為然。怎麼能這樣呢？怎麼能這樣呢？她不解地說。
“讀到一個好作品，比什麼都開心。嗬嗬。”這句話，我多次聽先生說過。
四
這一輩子，太多的荒廢，太多的消耗，什麼事也做不了。先生常常感慨。
我能理解先生內心的苦楚。先生這一代人，從事東歐文學，總是生不逢時。上世紀50年代，剛剛能做些事情，中國和東歐關係惡化，陷入僵局。不少東歐文學學者還沒來得及施展自己的才華，便坐起了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幾十年。之後又是“文化大革命”。清查。大批判。下幹校。折騰來，折騰去，政治總是高於一切，專業則被丟棄在一旁。到了70年代末，國家開始走上正軌時，他們大多已人過中年，臨近退休。到了80年代末，一切正要展開時，又遇上了東歐劇變。東歐劇變後，困境再度降臨：學術交流機會銳減，資料交換機製中斷。看不到報刊，看不到圖書，看不到必要的資料，又沒有出訪機會，這對於文學研究和翻譯，幾乎是致命的打擊。這種局麵持續了好幾年，到後來才逐漸得到改觀。而此時，不少人已進入老年。先生他們走的是一條異常艱難而殘酷的人生道路。
我也能理解先生退休之後近乎拚命的勞作了。就是想做點兒事，做點兒力所能及的事，做點兒自己喜歡的事。喜歡，沒錯，就是喜歡。先生不會說熱愛，也不會說敬畏，而是說喜歡。熱愛和敬畏，對於她來說，太濃烈了，也太嚴重了。
上世紀80年代後期，昆德拉在中國迅速走紅。一股名副其實的“昆德拉熱”也隨之出現。這顯然已是種值得研究的現象。最初，有人將昆德拉小說劃入“傷痕文學”。也有人將他的小說定位成“抗議小說”。還有人籠統地將他的小說歸為“政治小說”。這時，先生覺得該發出自己的聲音了。她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他開始為世界所矚目》一文，以冷靜、客觀的筆調、專業的知識背景介紹了昆德拉和昆德拉小說。先生指出昆德拉的思想特點是失望和懷疑，而他的小說的重要主題就是展示人類生活的悲慘性和荒謬性。“昆德拉把世界看成羅網，小說家的作用就是對陷入羅網的人類生活進行調查。因此，懷疑和背叛一切傳統價值，展示羅網中人類生活的悲慘性和荒謬性，就成了昆德拉小說的重要主題。”這就一下子抓住了昆德拉小說的實質，找到了恰當的路徑，對於深入研究昆德拉至關重要。在“昆德拉熱”剛剛掀起，人們的閱讀還帶有各種盲目性的時刻，這篇論文，以及先生後來發表在《世界文學》上的文章《“一隻價值論的牛虻”》，起到了一種引領作用。
五
我知道，先生更喜歡赫拉巴爾。“赫拉巴爾才是真正有捷克味兒的捷克作家，才能真正代表捷克文學，”她在各種場合反複強調。我趁機鼓動先生：“那我們就來介紹赫拉巴爾吧。”先生欣然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