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
我怎麼樣才能平靜地麵對掃帚的來臨？
我怎麼樣才能無怨無喜地
跟著它的腳步輕輕離去？
7
不能不提到你，不可能我能夠談天，談地，談道德和愛情
我談完了世界最大的官場，神秘莫測的凶狠海洋
我哪怕最後談到了親戚，我還是不能不提到你
我的詩歌，我的命，我的黑夜和讓我堅持到現在的最大的信心
我願意把你做成蛋糕，我願意用我一切的欣喜，悲傷和孤寂
我願意把所有的時間做成你飄忽悠然的星星火苗
讓它亮起來，死就死吧
我願意讓自己一點點燒盡在你的手裏
8
山峰聳立，正如河流悠遠的逝去，篷帆張揚
水波的手掌拍岸又離去
像一個句號，剛剛畫好了最後一筆
一首歌
尾音落在了漁夫的網裏
像最遠的煙囪帶著船帆徹底消失在人間的四季
我在白紙上揮手，我在電腦前揮手
樹上的秋天一片沉寂
我坐下來，一個逗號坐下來
我還在呼吸
我抬頭仰望著明天的消息。〖=S(〗《讀詩》深度批評〖=〗〖=D(〗《讀詩》深度批評〖=〗“詩歌史”的浮躁黃梵詩歌選集與詩歌史
撒謊已被廣泛用於治當代史，隻要在邏輯上說得過去，哪怕它不真實。因為如果照實直說，就會毀壞和諧的人際關係，一些人就覺得這類著述是行惡。如此深入中國人骨髓的和諧觀，幾乎指導著一切評論與當代史類著作的寫作。這類“操縱”自如的結論，傳遞到新一代那裏，就充滿需要厘清的荒謬。就是說，我們飽經世故的評論，不是在激勵創造，是在給下一代製造麻煩，供應著障眼法。如果我們能如饑似渴地查找真相，不難發現，不論一個詩人的作品是好是壞，作品總是真實的，但談論作品的評論，若不公允、合度，它就成了魔鬼。魔鬼當然都會以善良的麵孔出現。我開頭說的“治當代史”，是一個含義豐富的詞，追得上詩人的想象力，它包括詩人為把自己添進詩歌史，做出的一切詩外努力。無須太敏感就能發現，與“治當代史”相關的種種努力，正如百花綻放，與過去相比，真是茁壯豐茂。比如，故意找碴兒罵人，或樂滋滋罵來罵去，給自己頒獎，逐獎或買獎，黨同伐異，把寫詩變成入史的搏鬥，用利益誘使學人做不智之事……曆曆可見的浮躁，是否由一個源頭問題導致？它到底有何法力，竟讓這麼多人像熱鍋上的螞蟻？莫非一個詩人聲譽的起落盛衰，與他對“治當代史”的投入密切相關？
我想竇士鏞在1906年寫《曆朝文學史》時，不會意識到他撰寫的第一部中國文學史著作，會為後世注入這麼多的浮躁。我們應該留意，竇士鏞為中國文學寫史前，中國曆來沒有文學史的概念，中國一向隻有作品選集和名士傳，這是中國文學傳統與西方文學傳統的不同，從中可以窺見許多珍寶。比如，它基本排除了作品之外諸如運動、流派、思潮等幹擾，因為由眾口拚湊起來的作品“背景”，往往會產生與甄別作品背道而馳的作用，甚至會使讀者一時失去判斷力，畢竟每個人的心底都藏著另一個魔鬼——從眾心理。這是每個人都害怕投入孤獨懷抱的本能反應。可以預計，隻需大肆渲染運動、流派、思潮等的曆史價值，那個使人頭暈目眩的魔鬼，就會從我們心底釋放出來，令我們不再追隨作品，教我們把作品之外的“偉大”硬塞進作品。好在不管“背景”如何璀璨，中國古人隻樂得看作品、比較作品，他們懂得一首詩的偉大，會使一切不實的“背景”渲染，顯得拙劣，最終毫無用處。如同不管達達運動多麼有魅力，當讀到巴爾那首隻有聲音沒有內容的詩，我不會被他的作品“奇跡”打動。西方文學傳統把達達派置於這樣的境地：他們聲名顯赫，卻沒有受後人青睞的作品。“背景”聲譽與作品聲譽的分離，是西方文學傳統樂意包容的樂趣。相反，若是把達達派置於中國文學傳統，千年詩歌選集就會拒斥他們的作品。他們的作品受此懲罰，不是因為新，而是因為與其他入選的作品相比不夠好。中國古人的這一招數非常管用，它使類似我們當代的種種“背景”炫示，立刻變得無用。也就是說，一旦以作品為中心，一些詩人最引人注目的東西，那些由歪門邪道導致的璀璨，倒成了深藏難窺之物。比如，古代所謂“四傑”、“四家”之類的說法，不是詩人自我認證的產物，是後人通過作品比較作出的判斷。入選“四傑”、“四家”難於上青天，作品技壓群芳不說，人品還要有口碑，因人品頑劣被逐出“四傑”“四家”的比比皆是。例如，陶淵明因品性高潔，後人倒先在名士傳中注意到他。事實上，藉著作品選集，中國古人為後人提供的是作品史，而不是良莠雜存的詩人史、運動史、思潮史等等。在古人講究閱讀享受的文學傳統中，若是有人想出版一部新詩選集，大概不會選錄胡適或郭沫若的作品，理由相當簡單：古人不在乎誰是先驅，隻在乎作品是否好到有資格入選。
竇士鏞的文學史概念，當然來自西方，他以此重述中國古代文學的同時，自然使該概念攜帶的大量“詩外”雜質自西方擁入。這是當代中國文學史著作的源頭，自此全神貫注圍繞作品的一切，成了文學評論的常規動機。由於文學史著眼重述文人的曆史，這樣作品之外的雜遝奇景，就紛紛擠入了文學史。一旦文學史不能忘懷作品之外的東西，一些詩人或批評家便懂得利用它們來謀利。以新詩為例。為理解新詩的來龍去脈，就必須給胡適或郭沫若等先驅以崇高的詩歌史地位；一些當代詩人的爭吵之所以變得有趣，是因為一些學者覺得它們能改善苦行僧似的作品史。這是忽略詩歌的最高價值，讓詩歌史變成一本傳奇讀物的做法。究竟是誰需要這樣一部詩歌史呢？當然不是讀者。我若是千年以後的讀者，當然不想費時在一堆垃圾中苦苦尋覓好詩，隻希望找到好的選本，能馬上領略好詩的美妙。我們對唐詩選本的興趣高於對全唐詩的興趣，即是一例。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就不難看清，詩歌史是屬於學人或某些詩人的特殊興致，它在當代的興旺，與大學學術有關。出於學術需要，老師和學生對詩歌的長成，比對詩歌本身更有興趣。以為窺見到它的長成規律，以為藉此可以趁機入史的人，他們強加在獎項、批評、當代詩歌史著述中的躁動，我就不逐一累述。可以說，當代詩歌治史的輕易和低門檻，造成許多詩人也把大量精力投入其中。
我認為，不是西方文學傳統太富人性，也不是中國文學傳統太難通融，是兩者想覆蓋的曆史時段不同。大致來說，西方傳統采用的是百年以內的微觀視角，它忠實地用放大鏡觀察每個曆史細節，這樣它會往平淡無奇的作品史裏，添加豐富多彩的詩人史、思潮史、流派史等內容。中國傳統則把注意力放在百年以上，它試圖接近恒久的宏觀認識，它盡可能舍棄與詩文本無關的東西，這樣遭遇詩文本的後人，由於他已“忘卻”曆史，他的無知中便包含著可貴的“重新發現”。曆史環境變了，卻能經得住“重新發現”的詩文本，自然就更接近恒久的傑作。陶淵明被後人鮑照、蕭統重新發現，李白、杜甫被宋人真正看重，即是一例。可以認為，西方傳統一般百年有效，而中國傳統企圖抵達千年之識。不過在千年尺度上，一本簡明西式詩歌史的束縛力，等同於一本中國古代詩歌選集。因為在千年宏觀尺度上，文本力量會真正突顯出來，相反，隸屬運動、流派、思潮等的奇效，會因為後人興致寥寥而變得微不足道。當然，中國傳統也有西方傳統達不到細致。比如，中國詩歌選集不會忽略隻存一首好詩的詩人，而沉溺於詩歌史遊戲的西方傳統，會把隻存詩一首的詩人，視為微不足道，從而在西式詩歌史中不會見到他的麵孔……我們目前已到一個關口，應該看到——中國古代詩歌選集有了不起的治史功效，它根置於問題百出的製度，卻著眼於宏觀遠景，能確保它長久有效；西方治史方法之所以在西方有效，在於它能用學術誠信抵消巧謀深算，這是基督教環境決定的良性心態。一旦摒棄信仰環境，隻是簡單移用西方治史方法，我們便會嚐到它帶來的躁動苦果。所以，不是我們該從近處還是遠處觀察詩歌的問題，而是目前的西式治史方法已成了詩壇躁動的源泉。我認為，把中國傳統安排進新詩治史的視野，用詩歌選本的方法證明一些躁動的無效，把學者和讀者的視線從吵鬧不休的詩歌史，轉向安靜自重的作品史，我們就能創建另一種更智慧的新詩治史傳統。一個選本若有不該入選之詩，或編者故意想排斥什麼，明眼人或後人都能感受得到。我手頭有十種唐人選唐詩的選本，一些選本的可笑昭然若揭。不同選本會在不懂當時文學政治的後人那裏相互競爭，隻有善於規避遺憾的選本才會獲勝。比如，《河嶽英靈集》突出於其他唐選本，宋選本突出於所有唐選本，即是一例。想用詭辯來證明選本的合理是徒勞的，畢竟一言不發的作品會昭示一切，但詭辯在詩歌史著作中會一時有效。
士的精神
當前一些詩人在誤述知識分子精神時，我倒更願意談論士的精神。就獨立、氣節、操行而言，兩者想避開的東西都差不多。記得有一天，我路遇一個久未謀麵的詩人，他剛參加完作家會議，他突然向我感慨：“都說文人骨頭硬，我看文人骨頭最軟。”他的看法其實一點兒不孤立，與曾在許多亂世拯救過漢文化的士的精神相比，當下詩人骨頭發軟的例子真是比比皆是。當代一些詩人之所以不堪一擊，我認為不是個人言行的問題，是詩界缺了一種精神氛圍，這種精神氛圍是一麵鏡子，能照出一個人內心的不堪。是的，曾彌散在古代社會的士的精神，在我們的環境中已經化為烏有。士的精神在古代社會起的作用，大致與西方基督教中的正義、民主，以及文藝複興萌發的張揚個性、自由等精神相當。它成了古代中國貯存高端文化和良知的庇護所。正是士的精神，令黃公望五十過後歸隱山林，不指望靠《富春山居圖》名傳後世；令陶淵明不去追逐玄言詩或唯美詩的顯流，而把詩歌引向更合性靈的抒情。對他們，藝術創造的體驗，是一種基本的修行，與圍繞“史”的所有雜念無涉。士的精神使他們避免成為利益的俘虜，使藝術免於受功利之害。元代畫家堅持以賣畫為恥，即是一例。不能說元代文人畫的偉大，與士的精神在元代極其蓬盛無關。縱觀曆史，士的精神在古代皇家的院體之外，不靠刻意選擇，隻靠民間口碑，貯藏和創造了古代中國的大部分傑作。民間口碑篩選之嚴，完全不受官階或翰林院等級的幹擾。比如，宋之問位居唐修文館的最低一級，但存詩多於第一等級的人……士的精神同時反襯出我們與西方關係的缺陷。我始終認為，西方文化是一個整體，試圖隻輸入西方治史方法，不輸入西方治史精神，注定與清末洋務派的做法如出一轍，必敗無疑。西方治史精神，說白了就是知識分子精神，是一種對現實存疑的精神，哪怕寡合也要接近真相的精神，可以說是魏晉隱逸、賢士精神的變體。有了它，我們就不會說、寫、做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謊言無非是靠我們害怕孤單的心理起作用，它在當代必須靠恩賜利益才能維持，由於它無法賄賂後人，自然難在後人那裏繼續獲得成功，早晚會破綻百出。所以，恢複和養育士的精神，在當下應該成為我們心靈的重大課題，它是打破詩壇不誠實的獎項、江湖義氣、長官意誌、逐利行為、入史渴望等等的精神利器。當然，沒有一種方法可以讓庸俗之人變成士，除非他體察到士的精神是他內心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