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不為齋”
20世紀30年代的林語堂，在上海搬過幾次家。最初住在善忠路(今常熟路)一套公寓裏，後來搬進依定盤路(今江蘇路)四十三號A的花園洋房，直到1936年離開上海。
這個花園洋房有一個麵積不小的園子，裏麵有各種樹木，又種著各種蔬菜，還有供孩子玩耍的秋千、滑梯等。
林語堂的書房在樓下一層，林語堂先生把自己的書房稱之為“有不為齋”。為什麼叫做“有不為齋”呢？林先生有一番解釋。他說，1898年時的維新黨人康有為，這個人既是“有為”，那麼一定在另一些方麵會“有不為”。如孟子所說，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正可證明物極必反的道理。但是人總有他有所不為的事。林語堂先生對自己的“有為”，我們未嚐見到說明，但對於有哪些“不為”，做了公然的宣布：
我不會穿西裝革履到提倡國貨大會演說，也不曾坐別克汽車，到運動會鼓勵賽跑，並且也不曾看得起做這類事的人。
我極惡戶外運動及不文雅的姿勢，不曾騎牆，也不會翻筋鬥，不論身體上，魂靈上，或政治上，我連觀察風勢都不會。
我不曾寫過一篇當局嘉獎的文章，或是撰過一句士大夫看得起的名句，也不曾起草一張首末得體同事認為滿意的宣言。
……
我喜歡革命，但永不喜歡革命家。
……
我不曾喜歡不喜歡我的人，向他們做笑臉。我不曾練習涵養虛偽。
我極惡小人，無論在任何機關，不曾同他們鉤心鬥角，表示我的手腕能幹。我總是溜之大吉，因為我極惡他們的臉相。……
原來，作為一個有智慧的人，“有為”是普遍存在的，而“有不為”卻很難做到。必須像林語堂那樣，“連看風也不會”才行。因為連見風使舵都不會，當然也就不會騎牆居中，或者忽左忽右，更不會去翻什麼筋鬥了。
“有不為齋”四麵是書，牆壁上掛著林語堂自覺滿意的一副對聯：“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此對聯雖為林語堂自己所撰，但梁啟超為他親自書寫，其筆力遒勁，氣韻生動和境界高遠，使整個房間熠熠生輝。古雅的家具、美麗的地毯，牆上還掛著李香君的畫像，給人一種儒雅舒服的感覺。林語堂對自己的書齋也比較滿意，他不喜歡過分整潔，總覺得有七分整潔，三分零亂，才顯得舒服方便，所以他喜歡在自己書房裏吸煙，房間裏經常煙霧繚繞。他在《吸煙與文化》中說：“吾死時，得友人撰墓誌曰：‘此人文章煙氣甚重。’吾願已足。”
除了好友來談，林語堂不願別人隨便進來，尤其在寫作的時候，即是女兒也不成，女兒隻好偷偷地從門縫裏看一眼，偶爾進來一次也不能出聲。愛人廖翠鳳一般不進來，有時進來送水或別的吃的，也是躡手躡腳，輕進輕出，不能影響他的寫作。當然，也不是任何人都不能進來，“有不為齋”的客人還是有的，如邵洵美、陶亢德、周黎庵、謝保康等。林語堂的兄弟如二哥林玉霖、三哥林憾廬、六弟林幽也常來，二哥來得最多。廖家的親戚和林語堂其他的朋友也會到這裏來。二哥林玉霖原來在聖約翰大學任教，後來常換地方，有時還失業，性格急躁，與妻子的關係也挺緊張，常上這裏來傾訴一番。三哥雖然生得較瘦，背也有點駝，但他性格比較好，喜歡笑，雖然學的是醫學，但喜歡文學，常常自吟自酌得非常投入，後來還真參加了文學的編輯工作。林幽最大的特點是愛笑，也愛講笑話，林幽與林語堂一樣喜歡科學和發明創造，如他發明的自來墨水毛筆、雙腳平行圓規等一些小東西。
林語堂是一個非常熱愛生活的人，他除了讀書外，喜歡聽西洋音樂，也學著彈幾下鋼琴，還經常學唱中國當時流行的歌曲，更喜歡看考爾門的戲和卓別林演的電影。後來他的愛好擴大了，如發明中文打字機、旅遊、釣魚、下棋和喜歡美食等，當然抽煙是他的最大愛好之一。
林語堂家有自備的廚師，拿手菜是“八寶鴨”。廖翠鳳也是做飯的能手，所以，“有不為齋”接待了上海的大部分文化名人，如魯迅、鬱達夫、邵洵美、錢杏邨、桂中樞、朱少庸、全增嘏、徐懋庸、唐弢、賽珍珠女士、施蟄存、趙家壁、章克標、簡又文、陶亢德、徐、周黎庵、劉大傑等。“有不為齋”特有的情調和殷勤好客的主婦，促進了林語堂社交活動的良性循環。“有不為齋”還是東西文化碰撞的場所，如溫源寧、吳經熊都是留學歐美的留學生，他們的英語都是非常地道，在一起交流都可以直接用英語進行。新月詩人邵洵美也是“有不為齋”的常客。
林語堂的“有不為齋”成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重要聚會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