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祥的詩心和文心
何西來
燕祥“此人有用”的話並未讓我飄飄然
我與燕祥交往，始於1982年。那時他正做著《詩刊》編輯部的常務副主編，他細心、勤奮、開明、敏銳，發現和支持過不少詩壇新秀，編輯部內部關係也協調得不錯，刊物頗受歡迎，是發行量最好的時期。
那年仲春，《詩刊》編輯部在屯溪組織了一次抒情詩討論會，我應邀參加。同往的有詩人青勃、沙白、周良沛、劉祖慈，流沙河也從四川趕來與會，評論家有謝冕、吳泰昌和我。那次會由燕祥主持，後來從唐曉渡那裏知道，邀我與會正是他的主意。我雖然喜歡詩，自己並不寫詩，新時期以來，除了在70年代末作為聽眾參加過體育場的幾次大型詩歌朗誦音樂會外，當代詩歌評論很少寫，也沒有做過詩歌理論方麵的專題研究。燕祥邀我與會，據說是因為看過我刊發在《美學論叢》上研究杜甫的文章。《美學論叢》是我們研究所理論室編印的一種不定期學術刊物，印數不多，發行範圍很小。我的文章雖然寫得很長，卻卑之無甚高見，能夠被燕祥注意到，實在是緣分。人家告訴我，燕祥看過文章，曾對人說：“此人可用。”劉勰在《文心雕龍》裏有“覘文輒見其心”的話，我推想，燕祥這樣說，很可能因為我的文學觀念在某些點上與他的主張有了重合，產生了共振。比如，他一向看重為文的真摯，以真論詩，以真衡文，以真取人，主張人和文的統一。而我的觀點，正是把真作為詩人美學思想的核心來看特的，這顯然契合了燕祥崇尚本真的基本文學觀念，於是“此人可用”，於是我便得以備員參加由他主持的抒情詩研討，得以從此與他相交，並結識其他詩人和評論家。
其實，我還是有點自知之明的。自己並非廊廟之具，亦無經天緯地之才，作文處世，放言無忌，常惹麻煩。燕祥寫詩造文，雖然總在國運民生，屬於“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一路，卻始終遠離“要津”。因此，他給我以“有用”的評價無非是覺得此人還能弄弄筆墨，不會幹傷天害理的勾當，不是肚子裏塞滿了草的廢物罷了。這大約也是我聽了“此人可用”的評價後沒有得意忘形，沒有欣喜若狂，沒有飄飄然的原因。
燕祥的詩才和文才
早在50年代，燕祥就以詩名世。詩思熱情明暢，激越而見鋒芒。在共和國的早晨，他是那一群很有才華、很有希望的年輕歌者之一。他唱的是晨歌，歌頌建設，歌頌理想，歌頌新生活，洋溢著積極進取、開朗樂觀的情緒。然而，正當他引吭高歌時，他被扼住了喉嚨。賈桂香事件震撼了他，他為這位年輕姑娘的死而深感不平，寫了著名的《賈桂香》，要抓住把賈桂香逼上死路的那隻手。他因此而罹禍，而被錯劃為“右派”，並且開始了二十餘年的政治賤民的生活。
他像其他政治賤民一樣，被剝奪了寫詩和發表詩的權利，連正常的做人的權利、正常人的生活也被剝奪了。前些年，他把這段生活用類似於自傳的紀實文學寫成一本《沉船》。今年春節我去看他，他又送我一本新出的《人生敗筆》，收錄了幾十年間，特別是“文革”中他自己的檢討，人家對他的“上綱上線”的揭發與批判，以及他對這些揭發與批判所做的回應（包括說明、解釋、澄清、認罪等）。在中國，權力者，權力覬覦者，一向都把自己裝扮得一貫正確，因此文過飾非，委過於人的事，所在多有，史不絕書。就是草民，卑賤如阿Q者，也嘴硬得不肯承認自己有什麼罪錯。喜歡抬出祖上的光榮來為自己貼金；要“大團圓”了，還不忘記喊一聲“二十年後……”以博得看客的叫好。古往今來，真正敢於承認自己走過麥城，有過敗筆而又無所保留，無所忌諱的人，是大智大勇者，屬於魯迅所說的脊梁一類。
現在是世紀之交，中國的知識界正在反思，反思我們民族的世紀行程。來路上充滿了血與火的悲壯，有輝煌的業績，有鮮花和焰火裝點的勝利，也有屈辱，也有彎道，也有敗筆。反思需要清明的批判理性，這才既不會沉溺於往日的勝利與輝煌，又不至於因為敗筆而變得氣餒與頹唐。知識界的反思，回望的是過去，指歸卻在未來，在已經隱隱聽到叩門聲的新的一百年和紀元的第三個一千年。燕祥的《沉船》和《人生敗筆》，證明他是這股反思潮流中的健者，反映了這一潮流的中堅取向。雖然他是從解剖自己而走向曆史的，但一己運命的休咎與升沉，對他並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這沉船和敗筆絕不僅僅是他個人的。燕祥無疑是一位稟賦極高的知識者，然而這充其量不過是一種資質與可能，真正磨煉了他的詩才和文才的，卻是與沉船和敗筆糾纏在一起的那些經曆。這很像鋼的淬火和酒的釀造。因此，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燕祥的詩才和文才，是在沉船和敗筆的痛苦體驗中得到升華的。